第二十章（第3/9页）

可是塔普兄弟没有来。我出去买了一罐咖啡回来。一晚上我都在翻阅区里的各种记录。到凌晨三点他还没有回来，我就到他房间里去看了一看，里面空空的，连床也没有了。我想，只剩下我孤身一个人了。肯定发生了许多事，可是没人告诉我；看来这些事不仅把会员的积极性扼杀了，而且根据记录来看，也把他们成批成批地赶跑了。巴雷尔豪斯说组织已经停止了战斗，这是我所找到的能解释塔普离开的唯一理由。当然，除非是他和克利夫顿或者别的一位领导人有了意见分歧。我回到办公桌边上的时候发现他送给我的道格拉斯像已经不见了。我摸了摸口袋，那段脚镣还在，至少我没忘了把那个带来。我把记录堆在一边：这些记录根本说明不了为什么情况变成这样了。我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克利夫顿的号码，只听到铃声不停地响着。最后我只得挂上电话，在椅子里睡着了。战略会议之前，无事可做。回到区里就像是回到了一座死亡的城市。

我醒来时，看见过道里站着一大批会员，不禁有点惊讶。既然我从委员会那儿得不到如何行动的指示，我就组织他们一组一组地分头去找克利夫顿兄弟。没有人能给我任何确实消息。克利夫顿兄弟在失踪前一直正常地在区里露面。他没跟委员会成员争吵过，一直很得人心。也从没跟“规劝者”拉斯发生过冲突——虽然在过去一周里拉斯日益活跃。至于会员减少和影响削弱的问题，那是因为提出了一个新纲领，要求我们放弃过去的一套鼓动群众的办法。使我惊异的是，重点竟然从地方性的问题转到范围属于全国或全世界的问题，这样一来，大家就感到在目前哈莱姆区的利益并不占首要地位了。我真不知道怎样理解这一点，因为市南区并没有改变纲领啊。克利夫顿不再被提起。我现在无论打算做什么都首先要看委员会是如何解释这一切的，我越来越烦躁不安地等待那个战略会议。

这种会议一般是在一点钟左右开，而我们总是早就接到通知。可是到了十一点半我还没有收到通知，不禁有些焦急。到十二点，一种不安的孤独感攫住了我。肯定有事情在酝酿，可是什么事呢？怎么酝酿的？为什么？最后我只得打电话给总部，可是找不到一个领导人。我琢磨着是怎么回事；接着我打电话找其他区的领导，也是同样找不到。于是我肯定会议正在进行。可是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难道他们调查了雷斯特拉姆的指控，而且决定那是真实的？看来我去市南区以后，会员人数确实减少了。难道是跟那个女人有关？不管怎样，目前不是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时候；区里的情况太紧急了。我急忙赶到总部去。

我到了那儿，会议正在进行，这果然给我料到了。预先他们就给守门的留了话：会议不准任何人干扰。显然，他们不是因为把我忘了才没有通知我。我怒冲冲地离开楼房。好吧，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决定要叫我，那他们得花些时间找找我。首先，原先就不该调动我的工作，现在把我派回来收拾残局，他们理应尽快帮助我。我可不愿意再在市南区东跑西转；如果他们不跟哈莱姆区委商量就下达什么纲领，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这时想到，别的事可以搁一搁，得先买双鞋子，于是我就朝第五大道走去。

天气炎热，不过人行道上仍然熙熙攘攘，中午时分人们回去上班总带着几分勉强。我紧贴人行道沿走，这样可以少磕头碰脑的，尤其可以避免和那些嘁嘁喳喳、身穿夏装的妇女相撞，同时也不必为了经常变换行走速度而烦恼。最后，我走进了一家鞋店，虽然店里散发出皮革气，却很凉爽，我心里稍稍觉得宽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