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8/16页）

替代方案

马里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夺回我们的财富、自由和民主》（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Reclaiming Our Wealth, Our Liberty and Our Democracy ）一书中总结了在美国已经出现的各种替代方案。他强调了规模庞大的非盈利部门。在美国最大的二十个城市，200家规模最大的单位中几乎40%都是大学和医疗机构等非盈利组织。他提到，2000家市级电力公司为四千万人提供了电力；由于这些公司不必为股东谋利，因此它们要比盈利性公司便宜（阿尔佩罗维茨表示，平均价格要低11%），而且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就地方层面而言，他还讨论了4000多家“社会发展公司”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创设针对低收入者的住宅项目、为当地企业提供资金（有时候它们会亲自管理这些企业），来支持当地社区的发展。美国有48000家合作性商业机构，成员人数多达1.2亿；有10000多家信用合作社，资产总额达6000亿美元，为8300万美国人提供金融服务；有1000多家为客户所拥有的互助性保险公司；30%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社进行销售。

在英国，大学、医院和地方政府等机构常常是当地最大的雇主。由于医疗服务机构和大学几乎都是公立的，管理这些机构的组织也需要对公众负责。管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组织由校友以民主的方式组成。尽管在追逐利润的热潮中有大量互助会被出售，但如今英国仍然拥有63家房屋互助协会（有2000多家分支，38000名雇员），650家信用合作社，70家互助性保险公司，以及250家互助会，为其成员提供各种服务。英国有17万家慈善机构，年度总收入超过440亿英镑。2007年时，资产达400亿英镑的英国合作银行被“社区商业协会”这一具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评为最具责任感的公司。近来经过翻修的6300家合作商店占有的食品零售市场份额仍然高达5%，并且依然是英国最大的“邻里”零售商，市场份额高达8%。就连国有化的经历（曾经涉及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电话、铁路等产业）也并不糟糕。正如经济学家、记者威尔·赫顿（Will Hutton）曾指出的，在1950和1960年代，国有产业的生产力不亚于、有时甚至优于私人部门。他表示，只是当政府抢走了这些产业的利润，压低其价格，以减少国民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时，国有产业的名声才开始变得糟糕了。

这些试验的规模和多样性明确无误地表明，盈利性公司并非为人们提供关键服务的唯一有效途径。我们所列出的各种组织与盈利性公司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后者的首要目标是赚钱，前者的首要目标则是在保证自己能够生存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服务。这种区分并不新鲜，但仍然十分重要。尽管有些盈利性公司也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但制度框架（常常是巨大的市场压力）往往促使它们以剥削的态度对待社会。正因如此，也许我们需要发起一场“公平贸易”运动。也许正是由于动机不同，其他组织往往会形成以服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并且将促进环境与社区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盈利部门高管的薪水是政界、司法界和军队高层人员的数百倍，这一事实也足以反映其盈利动机。

能做些什么？

那么，如何才能遏制盈利部门推动不平等的势力，并使其民主化？如何改造这些势力，从而令其有利于促进平等？我们能够采取哪些不会在以后被持相反立场的政府轻易推翻的措施？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牢记的是，我们已经到达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2章中所揭示的，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不再取决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关键在于社群生活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