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4/16页）

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促使不平等加剧的并非市场力量，而是“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他尤其强调了工会的削弱、生产力分享协定的废弃、右派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政府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此外，最低工资相关立法的失效也值得一提。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20世纪的总体趋势与许多其他国家是一致的。在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不平等状况达到了峰值；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这段“大压缩”时期，平等程度大幅提高；随后，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此时，收入差距开始再度扩大，截至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于收入分配的多数研究都对总体趋势进行了细分：工资差距扩大起到了多大作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起到了多大作用？无人工作的家庭和两人工作的家庭数量同时增多，这种现象起到了多大作用？进一步的，工资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减少？事实上，任何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重大变化都不能仅仅归因于市场力量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往往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税前收入差距扩大，税率累进程度降低，福利被削减，工会被削弱，等等——这些现象清晰地表明，规范与政治观念均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变化，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政府就会采取旨在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在英国，直到1997年的执政党更替之后，政府才开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二战前后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是政治观念的反映。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失业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社会骚乱激增，再加上对共产主义蔓延开来的恐惧，促使政府采取了行动。在美国，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于1930年代初开始实行“新政”；战争爆发后，许多政府更是大幅缩小了收入差距。

如果“市场力量”真的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因素，那么战后格局就不会维持长达三四十年时间，使得收入差距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再度扩大。战后共识的终结显然与政治观念的右倾有关。新右派得意洋洋地鼓吹自由市场的益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说则被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奉为圭臬，共产主义不再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许多政府将国有的公共设施私有化。

只需要回想一下1848年震动多个欧洲国家的革命洪流、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以及1989至1990年代苏联、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我们就能意识到政治观点是如何席卷全球的。19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普遍扩大正是政治风向再次转变的结果，证据在于，除了加拿大以外，收入差距扩大最为迅速的都是奉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推行旨在使得劳动力更具“弹性”的政策的英语国家（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语言和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系导致这些国家迅速交叉感染，并且染上了重病。

对1980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工会成员数量。这项研究表明，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

会对工资协定产生影响的，除了工会化的程度以外，还有公司中工人代表的比重。欧盟委员会对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工人代表与参与协商的最低标准作出了规定，但各国实际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相关规定不得而知。日本的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通常要密切得多。根据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数据，大公司中15%的董事是前工会领袖。在欧盟各成员国，集体工资协定涵盖了多达70%的雇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15%。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5%，在欧盟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