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不幸

德拉甘·泰奥菲洛维奇之所以被谑称为“泽蔻(1)”——小兔子——是因为他爱吃胡萝卜，但也不只如此。他那双大眼睛能够看到特拉夫尼克城(2)里鲜有人注意到的东西。1976年3月8号，他背倚街灯，远远想不到自己的人生将要面临怎样的转折。就在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11月29号(3)大街上亮起来的霓虹灯时，一个疑问使他愁苦无比：五年来，为什么他的父亲总是记不得3月9号是他的生日呢？他的父亲，斯拉沃·泰奥菲洛维奇，这个因为赖了朋友三十平方米的小石板和十公斤的胶水而“名声在外”的一等上尉，并不知道怎么办！

与他年纪相仿、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孩子们正在踢球，军官们也正为3月8号南斯拉夫人民军(4)之家的舞会做准备。泽蔻把视线从路灯上移开，转而投向十字路口和铁路桥。

“唉，”他心想，“要是我能让3月9号从日历上消失，那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多了。”

然而，他的痛苦并不仅限于此。看到小面包包装袋、褶皱的烟盒，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被人从车窗里抛出来，他感到完全无法忍受。可偏偏这个时候，泽蔻看见一辆菲卡(5)以六十迈开外的速度窜了出来，毋庸置疑，还顺便奉送了一份令人不怎么愉快的“惊喜”。车上的人要么会冲他大骂：“臭基佬，看什么看？！”要么用粗言秽语对他一番狂轰滥炸。车喇叭一阵鸣响之后，从蝴蝶门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手中挥舞着一个空盒子，盒子上面写着“支气管，咽喉的清理工！”

“蠢货，你干吗要弄脏我的地盘？！”

泽蔻一只手狠狠地挥舞着那个盒子追着车跑了一阵儿。这一路上，他还捡了些其他的破烂儿，一并塞进一个大些的箱子里。可是，想起以前也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还遇到过比现在更糟糕的事情，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1975年以前，驾驶员西罗，总会开着火车从这铁路桥上经过，他按响火车头的汽笛，排出一股掺杂着煤烟的蒸汽。在风的作用下，一眨眼的工夫，晾晒在周围的衣物又变得脏兮兮的了。特拉夫尼克城的阳台上怎么能是这样的呢！泽蔻不愿接受。还有些日子，就在西罗用烟熏遍整条街的时候，偏偏还有几只手顺着车窗往外扔垃圾！

怎么办？是该下楼去清理街道呢，还是冲到阳台上把晾晒的衣服收进屋子？

泽蔻总能在最糟糕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

他先丢下垃圾不管，赶忙冲到阳台上把被单和父亲的衬衫都收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免得母亲白白生气了。而至于街口的清洁问题，则是以后的事。

有的时候，风会让他措手不及，垃圾都被风裹挟到拉萨瓦城里，这让他很抓狂。春天，沿河的树杈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这景象着实令他无法忍受——这总能让他回想起彼得·梅萨瓦兵营的墙，他父亲曾在那儿服役。于是他带着根木棍，冲过去把那些树杈叶簇一顿搅和。那些塑料袋子非但没掉下来，反而被扯得乱七八糟，缠得更紧。于是，他愈发猛烈地一通敲打，直到那些树枝都被打断了。

“如果有人看到我，”他心里思量着，“肯定会把我当成疯子！”

虽然泽蔻的生活是痛苦的，但是也会有甜蜜的部分。还好，他有一位知己可以倾诉衷肠。

泰奥菲洛维奇家住在一栋五层高的公寓楼里，他们家楼下有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一个废弃的浴缸，里面扑腾着一条鲤鱼，是上尉特意为了十二月的斯拉瓦节(6)买的。浴缸上方的水泥墙上钉着一块小木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多么不幸。”

泽蔻的哥哥戈岚，整天眼巴巴盼望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拿已故的父亲起誓，这让他成了11月29号大街上的红人。要想达成这个愿望，当然得等到斯拉沃上尉过世了。在跟弟弟的对话中，戈岚毫不掩饰这个关于父亲的阴暗念头让他变得有多激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