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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头摇过来又摇过去。

“听着，”我继续努力劝她，“你其实对我压根没兴趣。你就是想让我看看你能淘气到什么分儿上。但你不必做给我看的。我早就知道了。我老是在——”

“把灯关掉。”她傻笑道。

我把烟扔在地上，踩灭火星。我拿出手帕，擦了擦手掌。我又做了一次尝试。

“不是怕邻居看见，”我对她说，“他们无所谓的。随便哪栋公寓楼里都有不少野鸡，多一个，房子也不会塌了。这关乎职业的尊严。知道吧——职业的尊严。我为你父亲工作。他病了，弱不经风，孤苦无助。他挺信任我，觉得我不会耍花招。请你穿上衣服好吗，卡门？”

“你的名字不是道格豪斯·赖利，”她说，“而是菲利普·马洛。你骗不了我。”

我低头看着棋盘。马的那步走错了。我把那颗棋子放回原位。马在这局棋里毫无价值。这不是属于马的一局棋。

我又看了看她。眼下她静静躺着，苍白的面颊贴着枕头，眼睛又大又黑，却空洞得犹如旱灾时的雨水桶。她的手掌虽然五指俱全，大拇指却被啃得不成了样子——她正用一只手烦躁地揪着被子。她的心里渐渐隐约生出几丝狐疑。她还没明白过来。要让女人——哪怕是讨人喜欢的女人——懂得她们的身体并非不可抗拒，实在是太难了。

我说：“我去厨房调杯喝的。要来一杯吗？”

“嗯嗯！”那双困惑、无言的深色眼睛认真地盯着我，狐疑就像一只躲在高高草丛里追踪鹩哥的猫，悄然潜入她的眼中，益发加重了。

“如果我回来时你穿好衣服了，就有喝的。行吗？”

她分开牙齿，一阵微弱的嘶嘶声从她嘴里发了出来。她没有回答我。我去小厨房里拿了点威士忌和气泡水，调了两份高杯酒[1]。我这儿没有“硝化甘油”或者“蒸馏的老虎气息”那类真正刺激的东西可以喝。我拿着酒杯回来时她还是没动。嘶嘶声停了。她的眼神又了无生气了。她的嘴开始对我露出笑容。接着她突然坐了起来，把身上的被褥掀得一干二净，伸出手。

“给我喝。”

“等你穿好衣服。不穿不给。”

我把两杯酒搁在牌桌上，自顾坐好，又点了一根烟。“尽管穿。我不看你。”

我转过头去。这时我听见那嘶嘶声又来了，非常急促、刺耳。我吃了一惊，赶紧重新向她望去。她赤条条坐在那儿，两手撑着床，嘴巴张开了一点，她的脸犹如剔净了肉的白骨。那嘶嘶声从她的嘴里喷涌而出，仿佛跟她毫无干系。她的眼神虽然空洞，但背后隐藏着某种东西，是我从未在女人眼里看到过的。

接着，她的嘴唇动了，非常缓慢而小心，仿佛那是两片人造嘴唇，得靠弹簧操控。

她骂了我脏话。

我不在乎。她叫我什么，随便谁叫我什么，我都不在乎。但这屋子我总得住。我只有这么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这屋里有属于我、能勾起我思绪的一切，所有过往，所有聊以代替一个家庭的东西。不多；一些书、照片、收音机、棋子、旧信件，诸如此类。没了。可它们装着我所有的回忆。

我再也无法忍受她待在屋里了。她骂我的话只会让我想起那些东西。

我慎重地说：“我给你三分钟穿上衣服离开这儿。如果到时你还不走，我就要赶了——扔你出去。就现在这副样子，光溜溜的。再把你的衣服扔进走廊，堆在你屁股后面。赶紧——开始吧。”

她牙齿打起战来，嘶嘶的声响又刺耳又凶残。她一甩腿下了地，伸手够床边椅子上的衣服。她开始穿衣服了。我看着她。她用对一个女人来说僵硬笨拙的手指打理着，但动作很迅速。没过两分钟她就穿戴好了。我掐表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