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极乐生活指南

孔亚雷

生活本身就是极乐。它不可能是别的,因为生活就是爱,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力量都在于爱,产生于爱。

——费希特,《极乐生活指南》,1806

我有一个习惯(我本来想说坏习惯,但习惯,从本质上说,跟欲望一样,是超越善恶的):在写一篇文章之前,要无所事事地晃荡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与文章的重要性成正比。我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我给自己弄各种喝的。我整理书架。我听音乐。我上网。我到院子查看花草的生长情况。我出门散步。我担心下雨(因为没带伞),又担心不下雨(因为院子里的植物需要雨水)。诸如此类——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终于让自己坐下来,虽然不是在书桌前,而是在沙发上,我面前摆着两叠书,一叠是与要写的文章直接相关的,另一叠则是我凭本能从书架上胡乱抽出来的。然后我开始翻翻这本,翻翻那本,做点零星的、毫无系统的笔记,在可能会引用的句子下面画杠楼拜所说的“腌渍状态”达到极限,也就是说,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才会坐到一直开着——一直处于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备战状态——的电脑前,这样我便进入了晃荡期的第三阶段:我不知道怎么给文章开头。因为它如此重要。重要到我几乎不敢,不忍心,甚至不舍得给它开头。因为我知道一旦写出开头,我就不可能写出更好的开头。总之,我是那么地渴望写出开头,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写出开头。

这篇文章也一样。不,应该说更加。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这种拖延写作的习惯,这种焦虑和折磨,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欲望悖论,完全是“杰夫·戴尔式”的。所以这很自然:当我写(将要写)杰夫·戴尔的时候,我就变得更加杰夫·戴尔。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对这种状态并不陌生——不管那是写文章,谈恋爱,还是找一家好餐厅——但正如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是杰夫·戴尔将它——将这种后现代焦虑,提炼成了一道定理,那就是:我是那么地渴望……以至于不可能……

我是那么地渴望睡着,以至于不可能睡着。我是那么地渴望真爱,以至于不可能得到真爱。我是那么地渴望写好这篇文章,以至于不可能写好这篇文章(所以如果写不好请谅解)。

这道“杰夫·戴尔定理”,在他的代表作之一,《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中,得到了最绝妙的体现。

“多年前我就决心将来要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书,向这位让我想成为作家的作家致敬。”杰夫·戴尔在《一怒之下》家,一个父亲式的作家。他们之间常常会有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亲近、继承和延续。跟劳伦斯一样,杰夫·戴尔也出身英国蓝领阶层家庭(生于1958年,父亲是钣金工,母亲是餐厅服务员),他们甚至在长相上也很相近(“我们都是那种窄肩膀、骨瘦如柴的男人,劳伦斯和我。”);跟劳伦斯一样,大学毕业后(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系),杰夫·戴尔没有如父母所期望的那样跻身“安稳而受尊敬的”中产阶级,而是成了一名四海为家、以笔为生的自由作家;跟劳伦斯一样,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地理上,他都竭力远离英格兰的严肃和阴霾,在为美国“现代图书馆版”《儿子与情人》所写的前言中,他这样总结劳伦斯:“……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他最终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阶层’;经过多年的游荡,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他最终觉得‘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显然,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杰夫·戴尔自己。

事实上,这段话也可以作为对《一怒之下》奇异文体的一种解读。这部关于D.H.劳伦斯的非学术著作,既像传记又不是传记,既像小说又不是小说,既像游记又不是游记,既像回忆录又不是回忆录,它的这种“四不像”文体,最终让人觉得它“不属于任何文体”;而这也许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文学游荡,杰夫·戴尔发觉自己对任何一种特定文体都感到陌生、不自在,以至于他最终创造出了一种“对任何文体都很自在”的新文体——一种融合,或者说超越了所有特定文体的后现代文体,一种反文体的文体。严肃学术著作”,但最终却写成了一部既不严肃也不学术,而且让人从头笑到尾的幽默喜剧。它仍然是关于劳伦斯的,不过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想写一部关于劳伦斯的书却没有写成的书”,或者,用“杰夫·戴尔定理”来表述,是关于“他是那么地渴望写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书,以至于不可能写出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书”。作者——不无自嘲地——在扉页上选用的两条题记生动地说明了全书的写作手法与结构(以及书名来源),一条摘自D.H.劳伦斯1914年9月5日的书信:“一怒之下,我开始写哈代的书。恐怕这书除了哈代将无所不谈——一本怪书——倒也不坏。”另一条则是福楼拜对雨果《悲惨世界》的一句评价:“无关紧要的细节说明没完没了,对主题不可缺少的东西却丝毫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