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德 34（第3/6页）

时而有隆隆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风雨，但暴风雨始终没有来，或是远处有闪电，极为遥远，人们感到不可能有暴风骤雨。一八九九年开始，布尔战争就激起了法国人对英国的敌视。有人问米歇尔是站在克鲁格一边还是英国人一边，他回答道他站在卡弗尔的人民一边。一九〇〇年，夫妻两个像大家一样，专心地阅读报纸上成篇累牍的叙述义和团如何凶恶残暴的文章，但米歇尔特别记住了那些外国使馆的夫人们，两手撩起长裙子，迈开大步，争先恐后地跑到圆明园去抢夺财宝。意大利的亨伯特一世被杀只不过是恐怖主义的一个花边新闻。巴尔干和马其顿有人在各处放火暴动只不过像烧了几把稻草。有时候，一份新闻简报，隐约提到教廷与国家之间的龃龉，又能重新激起米歇尔对这类问题的注意。出于对公正的热爱，他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由于对自由的热爱，他站在受迫害的各个社团一边。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不自诩能够衡量多年以来在法国积累的招摇撞骗和仗势欺人有多么大的分量；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谴责宗教的错误和纰漏，决不把自己和宗教牵扯在一起。他的愤世嫉俗跟他为个人的事发火都是短暂的。他陪着一个围着毛皮长围巾戴着面纱的夫人在欧洲游历，这欧洲仍然是个美丽的花园，在这里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身份证首先是用来到邮局去取存局候领的信件。他暗自思忖，终会有一天，战争一定要爆发，那时，大家就会披甲执锐，接着就会把一切豪华付之一炬。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但如果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时刻来临的话，那也一定会在他身后。英国就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坚实雄厚。世上也永远会有一个法国。德意志帝国几乎刚刚新建，就像一个金属做成色彩艳丽的玩具，人们还想象不到它那么快就会解体。奥匈帝国恰恰因为老朽不堪而更显得威严庄重。米歇尔不是不知道，表面上和蔼可亲的老皇帝（“可怜的老人！他受了多少苦啊！”）当年被人叫做“吊死鬼的国王”。但是在匈牙利和伦巴第的那遥远的历史中，如何才能分得清孰是孰非呢？他和贝尔特约略觉得沙俄帝国仿佛像个莫卧尔或者达伊尔的君主国家，差不多远在东方的天涯海角。广大的基督教精神冻结在比西方古老得多的仪式底下。一片俄国农民的海，一片几乎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基辅天主教堂的墓地中已经成了木乃伊的圣徒，以及高耸云端的圆形屋顶上的黄金十字架，华丽的牧首冠冕，熠熠生辉的珐琅器皿。对于这些东西，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信奉上帝的老人和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又能如何对抗呢？人们对米歇尔说，这三个帝国的政治结构将来还不如他定做要穿二十年的衣服支持得长久，他还表示奇怪哩。

在这三年里，米歇尔拍了好几百张照片。其中有许多张有立体的效果，像纸莎草似的卷成长长的纸卷，当我打开时，照片的两端都合在一起了。是老百姓的生活图景：农夫用鞭子在赶驴，农妇在头上顶着一罐子水，小姑娘们围成圆圈跳着意大利的皮亚泽塔斯舞或巴伐利亚的法兰多莱斯舞。他当初大概想过，某一天的某个时辰这样拍下来的建筑物，会让他想起来在过去的一天中发生的一件快乐的小事，可是他那时想错了，他仿佛从来不肯浪费时间再看一眼这些很快就褪了色的旧照片。照片上那淡淡的墨痕仿佛留下了让人不安的忧郁的印记，好像都是在红外线下拍的，据说这样才能清楚地显现出幽灵的模样。威尼斯仿佛提前显出了病象，而如今就因为这种病成了一座死城。那里的宫殿和教堂好像都腐坏不堪，一碰就碎。各条运河虽然还不像如今那么淤积阻塞，河水也已呈现出病态的昏黄颜色，就像巴雷斯在这个时期所比喻的，从蛋白石上发出不祥的闪光。科姆湖的上空弥漫着一片暴雨前的乌黑色。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宫殿被他这个业余摄影家照得有点歪斜，好像已被未来的大轰炸震得摇摇欲坠。这个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的过客所拍摄的东西，在事过之后才仿佛揭示出世界的病害，而大家在当时还没有发现其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