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第2/3页）

若干年后，我父母去世了，我想他们是由于悲伤过度而死的。当我们联系到薇洛妮克夫人时，她也无法解释劳拉为什么会自杀。她说劳拉在法国期间一直非常认真地工作，她也从未发现劳拉有任何异常。她说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聪明又能干的小姑娘感到骄傲。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宽慰不少。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劳拉生前最后几年的情况。在我们去法国前，她还是个聪明又反复无常，喜欢打情骂俏的女孩，未来一片光明。1973年的夏天，她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薇洛妮克夫人对她的赞扬让我很是意外，但同时也颇为欣慰。

葬礼当天我们伤心欲绝。奥利弗没有出席，只是寄来一张卡片，言辞优美地表达他的惋惜哀悼之情。除开我的各种愤怒和哀伤情绪，他的做法也让我略有些生气。这对我的父母和我很失礼，也是对劳拉的不尊重。究竟是何等大事能让他缺席劳拉的葬礼？

在卫队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阻止那张照片在电视上播放，也只让一家报社刊登了出来。葬礼很私密，随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们陆续收到很多的吊唁卡片。那个时候，自杀还是个禁忌话题，人们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表达对我们的同情，所以我们只是在家人之中默默地为她哀悼，以免让朋友们难堪。我觉得人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在那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当有人因癌症去世后，会留下其病程及随后各阶段病情恶化情况的公开记录，可换作自杀，就绝不会有人公开讨论它，你也无处抒发自己的哀伤。这仅仅是已故者家庭里一个见不得光的小秘密。

我知道劳拉的精神状态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不知道造成她精神抑郁的关键因素是否就在奥利弗身上。毕竟他是劳拉最亲近的人。我甚至想过劳拉也许在跟我们分别时已经怀孕了，但我无法想象我认识的那个劳拉会堕胎或是遗弃一个婴儿，虽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会让人名誉扫地。除此之外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她怀孕后流产了。我跟奥利弗提起过这个想法，但他却为此大为震怒。他从未这样想过。结果我反倒后悔跟他提这个了，因为这样一来好像是我要把劳拉的死怪到他头上一样。

多年之后，奥利弗将他的故事书中一位英雄般的人物命名为劳拉。我很感激他。他只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跟我联系过一次，小心地问起能不能在我们的餐厅举办婚宴。

那个时候，德莫特已经来到我的餐厅当领班，而我则是主厨。虽然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相当尴尬，但后来却发现他其实非常擅长跟人打交道，他会记住别人的名字、生日，还有喜欢的酒。他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还从全城各处挖来了最好的服务员。那些回头客之所以来我们的餐厅，既是为了享用美味的食物，同时也是为了享受德莫特和他的团队所提供的细致入微的服务。

餐厅坐落在一栋偏僻的大楼里，我舒适的小家就在餐厅楼上的公寓里。我的专长是烹调法式乡村菜肴，曾经被一位讨厌的评论家贬称为“农民菜”，不过对当时的都柏林人来说却是相当复杂精美的菜肴了，再加上我们持有卖酒执照，还接受临时预订，很快餐厅就在戏剧圈里变得红火起来。这其实也是件喜忧参半的事，一方面他们酒量惊人，还能为餐厅增添点明星光环，但他们又经常不付账，到打烊的时候时常要把他们抬到休息区去过夜。我所知道的那些都柏林戏剧节的后台荒唐事都能让报纸的八卦专栏作家失业了，不过我们一直谨言慎行，德莫特有时候宁愿把我逼疯都不肯告诉我谁跟谁又睡到一起了。

时隔这么久再次收到奥利弗的来信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承办他的婚宴。此外，我也很想让他看到，我也很成功，也有了认真交往的对象，让他看看我不是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