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

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劳拉的情绪始终飘忽不定。我父母担心不已。她在1974年10月回到了学校，但11月又再次退学了。紧接着，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她失踪了。

一个星期四的早上，我在餐厅里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她在哪里。她前一晚10点左右睡的觉，可到早上妈妈去叫她时却没人应。她的床整整齐齐没有动过，谁也没听见她离开家。我们给朋友和邻居打了一圈电话，可谁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到了星期五早上，她还是没有回来，妈妈都快急疯了。星期三早上，妈妈跟劳拉说话时，她非常平静，连妈妈都以为她终于转过弯来了。她们还商量着周末一起去买双新靴子。妈妈之前看到一双靴子，她很喜欢，觉得很适合劳拉。妈妈说她们打算星期六一起进城去那家店。劳拉说她很期待重回学校，期待一切恢复正常，也承认在法国这一年其实非常煎熬，她说她早该跟我一起回家。妈妈安慰她说大家都能理解，只要她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一切都会慢慢步入正轨的。我们让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她们当时的对话，不放过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却始终没发现有任何值得恐慌和不安的迹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后来在劳拉的衣橱里找到一个盒子，里面有双崭新的靴子，正是妈妈喜欢的那一款，但却不是劳拉的尺码。靴子是妈妈的尺码，购买于星期三下午。

星期五一早，我们开始往各家医院打电话。一个人会有多大概率以一种失忆且身份不明的状态出现在医院里？我想，对于像我们一样正在苦苦寻找他们的人而言，这样的概率实在太低了。星期五下午，卫队的人来到家里采集口供。他们想把劳拉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手里她最美的一张照片是在法国用我的爱克发即时成像相机拍摄的。那天我们都喝醉了。劳拉歪着头靠在上身赤裸的奥利弗肩上。她闭着双眼，脸部有四分之一被前面地上的几个酒瓶子挡住了。照片中的她面带着微笑，仿佛心中藏着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大家都觉得这张照片不适合刊登出来，爸爸找了一张去年圣诞节的照片，上面的她一脸的开心，但神情中隐约透着一丝凝重。面对即将到来的公众关注，我父母颇为惊恐。我们一家向来行事低调，在他们的眼中，我妹妹遭遇的精神崩溃是不可告人的丑闻。

太阳照常升起照常落下，门厅里大座钟的指针打着痛苦的节拍，不断有车辆驶过，孩子们经过我家门前时，传来阵阵笑声，可我们的生活仿佛被掏了一个大洞，我们脑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却找不到答案。那张照片按计划会在星期一刊登在报纸上并在电视上进行播放，可星期天的下午卫队打来电话，请爸爸过去一趟。我们明白一定是事情有了新进展，但爸爸不让妈妈陪他一起去。他离开后，我陪着妈妈在家等待着，我们猜测究竟是有了什么样的突破，我们都不敢把心里已有的答案说出来，担心一旦说出口就会变成现实。

爸爸没过多久就跟妈妈的弟弟，也就是阿丹舅舅一起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的警察。我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会跟他一起回来。或许是政策规定，又或许是出于礼貌，为了保证爸爸平安回到家。

劳拉的尸体是在那天早上被冲上西科克郡的查古纳海滩的。一个遛狗的人（为什么这种事总少不了遛狗的人？）前一晚在悬崖边看见过一个人，还向卫队报备过。据说她是衣着整齐地走进了海里。我们都认为那不可能是她。她为什么会去那里呢？但我们心里其实都非常清楚，那里正是她会去的地方。我们小时候去斯基伯林看望外祖母时，都会在那片海滩上玩耍。卫队还在附近找到了她的手提包。虽然包里没有标记，但也有足够的东西来证实她的身份。那晚我们都去了西科克郡进行正式的身份鉴定。爸爸和阿丹舅舅试图劝阻我和妈妈，让我们不必去看她。老天宽恕，我也赞同，可妈妈却坚持要去，于是妈妈和爸爸一同推开门走了进去，而我和阿丹舅舅则留在外面等候。我听到瓷砖地板上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接着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和阿丹舅舅的呼吸声，还有工业制冷机在嗡嗡作响。在悲剧面前，时间再一次变得毫无意义，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我们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去确认那个我们在心里早已确认过无数遍的事实。阿丹舅舅一度提议我们诵念万福玛利亚来祈祷。可我不明白这样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