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8页）

我们的临别旅行去了伦敦，那是圣诞节时分，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庆祝，从下午开始，街上就越变越冷清，晚饭后路上一片黑暗寂寥。所有店铺都关了，所有人都消失在门背后。我们在街上走着，冷寂的黑暗仿佛给脚步加上一丝悲怆。

最后分手的过程有一点滥俗。妈妈说回国之后再好好想想，即便出国，也要做好准备。可是回国之后与周围人商量，却越行越远。妈妈周围都是在家几十年没出过远门、只懂家长里短的女人，对妈妈的劝诫与分析也多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女人们在厂里上班，下午五点就没事做，回家做了饭，就是管自家男人和小孩，然后相互串门子，交流自家男人和小孩。妈妈脾气随和，家里事又少，别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总是不介意花时间，久而久之，跟大院里的女人们关系都处得好。她没有多少关于男人的话题可以交流，但是不多话，善于聆听，女人七嘴八舌，吃完饭就嗑着瓜子相互诉苦，各家各户洗碗槽缝里的争吵纠结都相互抖搂得干干净净。关于爸爸，女人们早就知道了情形。这次妈妈回国，更是在各种好奇的打探中将前前后后打探个清楚。

女人们的建议总是出于谨慎的，有时候甚至谨慎得没有理由。出国之前，她们就劝妈妈不要出去，出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虽说是爸爸出钱，但若是不出去，这些钱也就存下来了。女人们建议让爸爸把钱寄回来。她们说出国能有什么意思，在电视里看看就得了。出国前，妈妈没有听她们的建议，她主要是想带我出去，送我学学英文。这次回国考虑要不要移民，一部分女人强烈支持，说出去就算打工受苦也应该去，第一代立足稳了，第二代就是外国人。另一部分女人不支持，说现在不比当初，现在国内日子好了，又不累，出去受苦受累何苦，又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比十几岁小年轻能受累。妈妈犹豫不决。最后让她突然一震的是一个女人的猜测，她问妈妈有没有可能爸爸在那边又有了新欢，所以才不想回来。这种可能原本是不存在的，但问来问去，妈妈就开始左思右想，各种小事都似乎有了另外的引申义，比如爸爸这些年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比如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有时跑生意一周不回家，比如说起回国时爸爸模棱两可的反对。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让妈妈忐忑不安。最后有女人出主意说让妈妈拿话试探爸爸，就说让他回来云云。妈妈一时心焦又吃醋，也就听了，电话试探了两次，自然是越来越谈不拢，矛盾尖锐了，吵起来，都没耐心说下去。两个人的距离在这时候起了作用，几个来回，终于让言辞的罅隙变成了实际的分离。

他们就这样分开了，简单仓促。两人后来清醒了，都觉得十分遗憾。

那些年的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妈妈的工厂自从八十年代引进了外国工厂的生产线，经历了几年相对的红火。九十年代景气程度下降，生意不那么好做了，但是厂子正在和外国公司谈合资，也让厂里工人期待。大家以为合资之后日子会好过。工人的待遇算不上多好，但有消息说又要分房子了，以小换大。谢一凡的爸爸已成了正厂长，一把手，谢一凡也升到了部门经理。因为和爸爸的交情，谢一凡一直很照顾我家，将妈妈从炊事班调到了办公室，每天负责收发报刊杂志、帮领导买火车票，日子清闲而不累，不算富裕也不算苦。清闲久了，妈妈已然难以适应异乡的艰苦和漂泊。

那时候妈妈对未来的期待都是平稳上升的，她对工厂太信任，以为厂子能安排人的一切，以至于没有预见到几年后开始的下岗浪潮。妈妈的工厂在九七年终于成为合资公司，妈妈也在九八年成为下岗职工。那个时候妈妈充满震惊，可是一直到那时，妈妈仍然没有怀疑自己九四年的选择。她只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浪潮，无人幸免，不只是她自己，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在几年之间下岗回家。她们拼尽全力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争到最后发觉不可能了，又一起去找厂子讨要足够的补偿，几个来回还是败下阵来，拿了一笔象征性的买断费，就各自散去，成了抱团哭诉的落难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