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6（第2/5页）
就这种少有的但求自由自在的要求而言，能和洪萨相提并论的只有贝德里奇，我们宿舍二十个人中数他最为古怪。他到我们这儿已经是九月，正式招兵后两个月了。他原来被指派到一个步兵连，但他始终顽固地拒绝领取武器，原因是这和他严格的宗教教规相抵触。本来人家就不知拿他如何是好，后来又截获了他写给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信，信里口气极其恳切动人，他以社会主义道义的名义，请求两位国家领导人解散一切军队。他的上级觉得事情十分难办，起先准许他去参加队列训练，于是他便成了所有士兵中惟一没有武器的人。当他执行“枪上肩”、“枪放下”的口令时，他的动作完美无缺，然而手里是空的。他也参加了头几次的政治学习，讨论时积极要求发言，大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他还主动制作了一张宣传画，把它贴在军营里，但画面上他号召放下一切武器，军事法庭以煽动哗变对他起诉。可是他那主张和平事业的长篇大论又把各位法官弄得晕头转向，命令对他进行心理检查，又迟迟难以作出结论，只得把他送到我们这里。贝德里奇很高兴：他是惟一志愿佩戴黑臂章的人，他还为自己能奋斗到我们这种黑臂章而心花怒放。所以他在这里感到十分自由自在——当然他的自由自在和洪萨的不一样，不是以桀骜不驯的形式来表现的，恰恰相反，外表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对干活有着纯真的热情。
其他人全都心情苦恼得多。瓦尔加，三十岁，斯洛伐克区的匈牙利族人，根本没有民族偏见的概念，曾先后加入过几支军队打仗，也尝过战斗双方各种战俘营的滋味；有一头红棕头发的彼特拉恩，有一个兄弟因在国境通道上打死一个守兵逃到国外去了；头脑单纯的约瑟夫，来自易北河流域（习惯于像鸟儿一样四处遨游，因为害怕可能长期留在井下和巷道这样的地狱里而郁郁不语），是个富农的儿子；二十岁的斯塔纳，布拉格郊区人，发疯般酷爱衣着打扮，他所在地的区政府曾经为他大书特书过一份报告，好像是说他在五一游行之际酩酊大醉，然后竟故意在人行道边，欢乐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小便；法律系大学生彼得·佩克尼曾在二月事件期间和一小撮同学一起，去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示威（他大约很快就知道了，在二月事件后把他开除出学校的那伙人里就有我，而且他看见我如今和他顶着同样的罪名，和他关在一起，便成了这里对我惟一幸灾乐祸的人）。
我还可以回忆起其他一些和我共过命运的士兵，但我只想说说最主要的：那就是我最喜欢洪萨。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早先的一次谈话。那是一次在工作面上喘息的时候，我俩正在一起（一面给肚子胡乱填些东西）。洪萨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喂，你，聋哑人，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聋哑人，我当时实在一点也不错是个聋哑人（心里老是没完没了地在想自己的辩护词），于是我就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我马上很丧气地发现自己说话矫揉造作，咬文嚼字），我是如何如何，又是为什么会被弄到这儿来的，说到底，我实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对我说：“他妈的！我们，我们难道就应该待在这儿吗？”当时我又想好好向他陈述一番自己的观点（一面在寻找更自然的话语），洪萨咽下他最后一口东西，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么个大个儿可真是个大傻瓜，太阳把你的脑袋都烤糊涂了。”透过这句话，我被一个乡镇平头百姓的冷嘲一下子点中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依然自视特殊，耿耿于怀那些失去的优越权利，感到很难为情，而自己恰恰曾自以为是反对特权和娇宠的。
随着时间的转移，我和洪萨接近多了（我获得了他的器重，因为我能很快地进行心算，解决工资发放时的一切问题，从而不止一次地避免了人家对我们的算计）。有一天，他挖苦我老是泡在军营里简直是个傻瓜，不去利用外出的机会，他还把我拉上和他那一伙人一起走。这次外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一大帮子，可能有八个，其中有斯塔纳，还有瓦尔加，切内克，一个从装饰艺术系辍学的小伙子（他归入黑类是因为坚持要在艺校里画几幅立体派绘画，而现在为了蹭到某种好处，他到处都画上大幅木炭画来美化营房，画的是十五世纪宗教改革战争中的士兵，还有大批的武器和狼牙链锤）。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俄斯特拉发市中心是不准我们去的；只有几个地段可以光顾，而且那里只有有限的几家酒吧。那天刚到较近的一个镇子，运气不错：在一个由体操馆改成的大厅里正在举行舞会，这个地方绝不在禁止之列。一看门票很便宜，我们就一窝蜂拥了进去。大厅里摆下的桌椅真不少，但人不多：算来算去，到顶也就十一二个姑娘，约摸三十来个男的，半数是从这一带的炮兵营来的军人。我们一进去他们就警觉起来，我们马上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在盯着我们，而且还在数我们有多少人。在一张没有人的长桌子边，我们坐下来，并要了一瓶伏特加。但女服务员冷冷地回答我们说这儿不准卖酒精饮料，于是洪萨要了八瓶汽水；每人交给他一点钱，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三瓶朗姆酒，我们在桌子底下拿它兑进汽水杯里。这一切做得尽可能小心，因为那些炮兵在紧紧盯着我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发我们偷偷喝酒。这里得说明，我们对正规部队深有恶感：一方面他们把我们看作图谋不轨的分子，杀人凶手，刑事犯，凶恶的敌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丧心病狂地屠杀他们的和平家庭（根据当时流行的反间谍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肯定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们妒忌我们有钱，我们什么时候都比他们大方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