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4（第3/4页）

“那么后来你把我的信件都给他们看了？”我问玛凯塔，我记起了自己那些感情的倾吐，心里真觉难为情。

“我有什么办法？”玛凯塔说，“可我这边出事以后，我实在没有心思再给你写信了。我还不至于到喜欢给人当诱饵而跟人通信的份上！后来我只给你寄过一张明信片，以后就断了。我不想碰见你，因为人家不许我向你透风，再说我也怕你来问我，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你说假话了，我说假话心里不舒服。”

我问玛凯塔既然这样，今天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她说是因为泽马内克同志的缘故。开学后的第二天，他在系里过道上碰见她，把她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那是理科系党组织的书记处。他告诉她，他已经收到一份报告，谈到我给她寄明信片到培训班的事，明信片上写的是反党言论。他问她究竟是哪些言论。她说了。他问她的看法如何。她声明谴责这种言论。他说这样才对，而且担心她是否还会继续和我来往。她心里很慌乱，回答是支支吾吾的。他告诉她，培训班寄给系里一份报告对她十分肯定，系党组织准备找她谈话。她说为此很高兴。他又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个人生活，但他认为物以类聚，所以如果选择我，那对她就很不利了。

玛凯塔也承认，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好几个星期了。其实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面，所以泽马内克的忠告实际是多余的。然而他的这番话反而使玛凯塔琢磨起来：一个鼓动人家因为男朋友犯了错误就和男朋友断绝关系的人是不是有些心狠，违背道德；再往下推理，她自己已经先和我分了手，这是不是也不对呢。她去找暑假培训班的一个领导同志，问他，原先不准她在明信片事件上向我透一点风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得知已经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时候，她才拦住我要跟我谈谈的。

她这时向我娓娓诉说心里的苦恼和内疚：是的，她曾经下决心不再见我，这也不对；说到底，没有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她记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当时在党内是极受推崇的片子）说的是苏联一个搞研究的医生，他把自己的发现首先给国外应用而不是使本国同胞先受益，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当时又一个人人皆知的贬义词），甚至是叛国。玛凯塔声音抖抖地援引电影的结论说：这个学者最后被他的同事所组成的名誉审判团判刑，但是爱他的妻子却并没有扔下屈辱的丈夫，而是想尽一切方法促使他鼓起勇气来改正严重的错误。

“所以，你决心不抛弃我。”我说。

“是的。”玛凯塔拉起我的手说。

“可是告诉我，玛凯塔，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犯了罪呢？”

“是的，我认为是犯罪。”玛凯塔说。

“那你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党员呢？”

“不能，路德维克，我认为你不能做了。”

我知道，玛凯塔投身于一种冒险——看来她已经一心一意地在体验这种冒险的情感——如果我加入进去，那么我就会达到我所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正是我几个月来梦寐以求而未可得的：现在她被一种仗义救人的狂热所推动，就像是一只有蒸汽动力的船一样开起来，她会把什么都交给我。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她舍身赎罪的使命感必须得到回报。为了达到这种满足，关键在于赎罪的对象（可叹，就是我！）要承认自己罪孽深重，十分深重。但是我不能这样做。现在目标——玛凯塔这个人已近在咫尺，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代价来得到她，我无法认罪，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悉听别人——哪怕和我很亲密，来认可这样的错误和裁决，我不能。

我并不同意玛凯塔的做法；我回绝了她的帮助，就等于失去了她，但难道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吗？当然，我仍不断地在想这整个事件多么可笑，然而同时我也开始用审查我的人的目光来看待明信片上的那三句话。这三句成问题的话使我不寒而栗：在大开玩笑的外壳下，这几句话反映了某种十分严重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以前并没有整个儿融入党的肌体之中，我从来不曾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简单地（！）下了个决心，就“加入了革命队伍”。（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觉得，献身于革命不仅是一次抉择，而且是真干的问题；或者说，要么我们是革命者，和革命运动融合成一体，要么我们其实不革命，仅是想当革命者而已；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因为“有异心”而心虚，有罪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