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4（第2/4页）

然而，我的日子难挨；我还和以前一样去听课，等待着。我老是被叫到各级党委，他们着力于确认我是否是某个托派的喽啰；我则竭尽所能地表示我连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还不甚了了。我拼命去捕捉那些来调查的同志的每一个眼色，恨不能从中分辨出一丝信任来。偶尔也有这样的机会，我竟至于对这样的目光念念不忘，耐心地期待着从中迸发出一丝希望。

玛凯塔始终回避我。我很明白，她的那种态度和我那张明信片事件有关，所以出于自尊心，也出于懊恼，我不肯问她任何事情。不过有一天，她自己在学校走廊里把我拦住了：“我想和你谈件事。”

于是，在相隔几个月之后，我们又一起出去散步。秋天早已来临，我们两人都缩着脖子，裹在长长的雨衣里——那个时代大家都穿这种衣服（那是一个绝对不讲美的时代）。天下着濛濛细雨，码头上的树木光秃秃地一片黑色。玛凯塔一一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当时在假期培训班，同志们和领导忽然把她找去问她是否收到一些信件。她说是。他们问是从哪儿写来的。她说是妈妈给她写信。还有别人给她写吗？偶然也有，一个同学。她说。你能说说是谁吗？他们追问。她说了我的名字。他给你写些什么，这位扬同志？她耸耸肩膀，因为说实在的，她不想提起我明信片上的那几句话。你也给他写信吗？他们又问。写了，当然。她说。他写的什么？他们问。她躲闪地答道，谈些培训班等等的事。你喜欢培训班吗？他们问她。喜欢，很喜欢。她回答。那么你这么给他写了吗？是的，当然了。她答道。那么他呢，他说什么？他？玛凯塔躲躲闪闪地反问，你们知道，他这个人很怪，你们要是知道他就好了。我们知道他，他们说，而且我们很想知道他给你是怎么写的。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他那张明信片？

“你可千万别怪我，”玛凯塔补上一句道，“我完全是没法子才给他们看明信片的。”

“你不要道歉，”我对玛凯塔说，“其实他们在找你谈话以前早就知道了，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找你去谈。”

“我一点也不是想道歉，而且我也并不因为把明信片给他们看了而感到难为情，你千万别想错了。你是个党员，党有权利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怎么想的。”玛凯塔反驳我说。她后来告诉我，我给她写的内容把她吓坏了，因为我们人人都知道托洛茨基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我们的一切奋斗目标和生活理想，他都反对。

我又能向玛凯塔怎么解释呢？我请她讲下去，说说后来的情况。

玛凯塔说他们读了明信片的全文，露出惊愕的神态。他们问她怎么想的。她说这太不像话了。他们问她为什么当时不直接把明信片送到他们那儿去。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不知道应该提高警惕这一条原则。她低下了头。他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党还有很多敌人。她对他们说是知道的，可是她不认为扬同志会是……他们问她对我是不是很了解。他们问她我这个人怎么样。她说我这个人很怪。毫无疑问，她认为我是个可靠的共产党员，但有的时候会讲一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容许说的话。他们问她比如说是哪些话。她说具体记不起来了，不过她说我这个人拿什么都不当回事。他们说这张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对他们说在很多问题上她都和我争论。还有她对他们说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经常是和大家、和她不一样的。按她的话说，我在会上非常积极热情，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拿什么都大开玩笑，对一切都嗤之以鼻。他们问她这样的人她是不是认为还可以做共产党员。她只是耸耸肩膀算是回答。他们问她，如果党员全在散布什么乐观主义是人民鸦片之类的言论，党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她说党要是这样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他们对她说这就够了。还说，她目前什么也不要向我提起，因为他们要监视我后来写些什么。她告诉他们，她再也不想见到我了。他们批评她说这不对，相反她还应当继续给我写信，至少暂时还要写，好让我充分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