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

马丁·温德伯格的邻居奥丝娜特傍晚前来看他。她手上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只用盘子盖着的盘子和一个用茶托盖着的杯子。马丁一个人住，常年抽烟，呼吸道出了问题。下午时分，他会坐在小小的门廊上看报纸，偶尔通过连着氧气箱的氧气罩吸氧，因为他的肺功能正在衰减。他有时夜里也戴上氧气罩。然而，只要有力气，他就会早晨六点起床，到修鞋店里工作三四个小时。他坚信我们必须忠诚于体力劳动的原则。“劳动，”他说，“在道义和精神上都很重要。”

“我从食堂给你带了一点吃的。把报纸放下，吃一点怎么样？”

“谢谢你。我不饿。”

“你得吃东西。就是鸡蛋饼和沙拉。”

“也许过一会儿再说。”

“过一会儿蛋饼就凉了，沙拉就不新鲜了。”

“我也已经凉了，不新鲜了。谢谢，奥丝娜特，你真的不必关心我了。”

“那谁关心你呢？”

自从布阿兹弃她而去，与阿丽埃拉·巴拉什同居，这几个月来，奥丝娜特一直独自住在隔壁。每天傍晚，她都用托盘给马丁端来晚餐，因为上坡去食堂对马丁来说太困难，让他喘不上气。他独自一人来自另一个基布兹，那里住的都是荷兰人。他离开他们是因为观点不同：他们允许大屠杀幸存者把德国人的部分赔款存到私人账户，而马丁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认为财产就是原罪，而德国人的赔款等于不义之财。

这是一个固执、武断的人。他身材瘦削，灰色卷发硬得像钢丝绒，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富有穿透力，眉毛浓密，脸颊塌陷，肩背佝偻。他患有肺气肿，呼吸声沉重刺耳。尽管生着病，他有时也会抽上半支香烟，气喘吁吁的，却不肯戒烟。他年轻时在鹿特丹教世界语，但1949年来到以色列之后，就没有机会使用那种非凡的语言。他曾想在耶克哈特基布兹开一门小课，教世界语。他相信国家会被消灭，没有了民族界限之后，国际和平主义者兄弟会将代替国家。他来到我们这里时想学修鞋，不但把我们的鞋子修得很好，而且自己做童鞋和凉鞋。我们管他叫制鞋博士。

在基布兹，他被视为道德模范。在全体大会上，他经常提醒我们为什么发起基布兹运动，基布兹的最初理想是什么。然而也有人认为他古怪，因为他和我们在一起后，从没有误一天工。要是生病了，得在床上躺一两天，他就会在周六给大家修鞋，把耽误的工期补上。他相信整个世界很快便会觉醒，彻底消灭金钱，因为钱是万恶之源，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冲突和剥削的起因。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个素食主义者。喜剧演员罗尼·辛德林称他是耶克哈特基布兹的甘地。两年前，罗尼扮成马丁·温德伯格的模样前来参加我们的普珥节[6]化装晚会。他披了条白色床单，身后拖了只山羊，山羊脖子上挂着世界语标记，上面写着：我也是人。

奥丝娜特说：

“要是你吃饭，我就陪你待一会儿。我在你睡觉前给你放三首歌。”

“我不饿。”

“要是你吃至少半个蛋饼，我就给你放一首歌；要是你吃半个蛋饼和一些酸奶，我就给你放两首；要是你把沙拉和面包也吃了，你可以给我做简短的讲座。”

“你可以离开。走吧。外面有音乐，有许多小伙子，他们在跳舞。去吧。”

但过了一会儿，他变得温和起来：

“好吧。好吧。你赢了。我吃一点。你自己看着。我吃了。”

奥丝娜特随身带来一台简易录音机，我们给小孩子用的那种。他吃饭时，她就播放《在加利利湖畔》和《据说有一片土地》。马丁吃了几口鸡蛋饼和一点酸奶，做个了鬼脸，碰都没碰沙拉，也没碰面包，但是让奥丝娜特帮忙，抿了几口她从食堂为他端来的杯子里那温吞吞的茶水。他基本上不在房间里放私用水壶或茶杯：聚敛财富是人类社会的祸根；财富慢慢统治灵魂，奴役它，此乃自然法则。马丁也不相信家庭结构，因为一个家庭单位因其本身性质之故，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他相信应该由共同体，而不是亲生父母来养育孩子：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大家，我们互相拥有，孩子也归我们共同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