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过后

午餐过后,我本想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但是爸妈几乎立刻就过来跟我说我那天下午得带那人出去散步。

我冲口回答说不要,叫别的人带他去,请让我在自己房间里学习。我本来还要说些别的,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他出去,但是爸爸往前跨出一步看着我,那种样子我受不了,他的目光盯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那目光越来越盯到我面孔里面,我都快喊出声来了,只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从来都是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但是她会合着手站得靠后一些,我看见她垂到额前的灰发,就只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然后,他们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开始穿好衣服,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要穿上锃亮锃亮的黄色新鞋了。

我走出房门时,是两点钟。恩卡纳西翁阿姨说我可以到最里面的房间去找他,他总是很喜欢下午钻到那里去。恩卡纳西翁阿姨应该察觉到我因为必须要跟他出去而无比沮丧,因为她用手摸摸我的头,然后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感觉到她往我兜里放了点东西。

“给你买点儿什么,”她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也给他一点,那样才乖。”

我吻了吻她的脸颊,心里高兴了一些。我走过大厅门口,爸妈正在厅里下跳棋。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了声再见,或类似的话吧,然后,我拿出那张五比索的纸币,把它抹平,放进钱包里,那里面已经有一张一比索的纸币和一些钢镚儿了。

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我用力抓牢他,我们俩就从院子里出去到了通向前面花园的门口。有一两次,我突然很想就这么放开他,回到屋里,跟爸妈说他不想跟我出去,但是,我很肯定,他们还是会把他带过来,逼着我带他去临街的大门口。他们以前从来没叫我带他去过市中心,而他们现在竟叫我干这种事,这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就逼我带他到路上散过一次步,那一次就发生了阿尔瓦雷斯家那只猫的那场惨剧。我觉得自己好像还能看见在门口跟爸爸说话的那个警察的脸,还能看见爸爸之后倒了两杯甜烧酒,妈妈则在她的房间里哭泣。他们竟叫我干这种事,太不公平了。

早上曾下过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道路是越来越坑坑洼洼了,走路时简直不可能不把脚陷进个把水坑里。我想尽办法挑最干燥的地方走,努力不把我的新鞋打湿,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他很喜欢往水里踩,我必须使劲全力猛拽才能逼着他跟我走。虽然如此,他还是成功地走近了一块比其他地方更塌下去一点点的地砖,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湿透、到处沾着枯叶了。我只能停下脚步,把他弄干净,我一直觉得邻居们就在花园里看着,什么都没说,但是都在看着。我不想说谎,我并不介意他们看着我们(看着他和带他散步的我);最糟糕的是杵在那里,手上的手帕一点点被打湿,沾上泥点和枯叶片,而且我还必须抓着他,让他不能再次靠近那个水坑。再说,我已经习惯了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在街上逛,吹着口哨、嚼着口香糖或者一边看着漫画,一边用眼角余光估算着从我家到电车站的人行道上的地砖,我对那些路很熟悉,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经过蒂塔的家门前,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到达卡拉波波街角。现在,这些事我都不能做了,而那条手帕开始打湿我口袋的衬里,我的腿上感觉到湿漉漉的,叫人怎能不相信果然祸不单行。

在这个时间,电车总是很空的,我暗自祈祷我们俩能坐同一排座位,我会让他坐在靠窗的一边,他就不会那么惹人嫌。不是说他会乱动,但是,人们总会觉得他惹人嫌,我也能理解。因此,我一上车就很担心,因为电车里几乎坐满了人,没有一个空着的双人座。路太长了,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车门口,售票员会叫我坐下,叫我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立刻让他往里走,把他带到中间的一个双人座位上,靠窗的那一边有一位女士坐着。也许,最好是坐在他后面看着他,但是,电车坐满了人,我必须再往前走,坐在挺远的地方。乘客们并不怎么在意,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在消食,正随着电车的颠簸而半梦半醒。但倒霉的是,售票员停在了我让他坐的那个座位旁边,用一枚硬币敲着售票器的铁皮,我又得转过身,示意他来找我收钱,我得把钱亮给他看,让他明白他得给我两张票,但是那售票员却是那种很没有眼力的呆瓜,只管拿着硬币敲啊敲。我只能站起身来(现在,有两三个乘客正看着我),走到那个座位旁边。“两张票。”我对他说。他撕下一张,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票递了给我,又往下看了看,带着些轻蔑。“请给我两张。”我又说了一遍,我很确定整个电车的人都觉察到了。那呆瓜又撕了一张票,递给了我,他要跟我说句什么,但是我把钱递给他后就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座位上,头也不回。但更要命的是,我还时时都得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老实地待在后面的座位上,这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我一开始决心只在经过每一个拐角的时候回头,但是,我觉得每个街区都长得可怕,我时时都害怕会听到一声惊呼或尖叫,就像发生阿尔瓦雷斯家的猫那件事时一样。然后,我开始数到十,就像拳击赛里一样,这大概是走半个街区的时间。一数到十,我就借故回头,比如理理衬衣的领子啊,或者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只要看起来像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类似的举动,就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