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3/18页）

很多人为求一支得心应手的毛笔，所到之处见笔则购，然称心者往往十之一、二。书画之道即制笔之道。书画与毛笔本是互为体用的关系。在古代有许多集书画、制笔于一身的人，比如韦诞、王曦之，都是既擅书法，亦精制笔的名家，并都有笔经传世。王曦之制笔乃为自用，有友人求其笔，尚且吝而不与，更无外售，可见精品笔制作之难。后世，尤其是到近代，从事书画的人士，因制笔工艺的繁琐，懒加问津，渐相脱节，各分途径，两不相关。用笔者不知制笔之难，即或感知笔不称手，却不知如何改进；制笔者不懂书画，不知写兰亭当用什么笔者居多。

用于制作毛笔的动物皮毛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人工饲养的，如羊毛、马毛、猪鬃，也有野生的，如山兔毛、黄鼠狼毛，石獾毛等。根据“仓吉造字兔夜哭”的传说，可以认为最早用于制笔的材料是野兔毛。从出土的战国笔、秦笔、汉笔的笔头材料中，可以左证野兔毛是最早被采用的笔头材料。

中国之制笔技艺，伴随着汉文化的萌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成长过程。至汉代，制笔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后历代的制笔工艺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和创新。有的只是在笔杆文化上拓展领域和空间，汉笔工艺标志着中国毛笔的制笔工艺已进入了完全的成熟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毛笔的制作工艺的成熟，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历代文化人的热心参与，有了这些人的参与，毛笔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才不断地得到改进和完善。

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提到“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

由于毛笔具有弹性，可粗可细，有提、按、顿、挫之功能，对汉字点面最富有表现力，变化无穷。经过先民们数千年的实践、创造、总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美的汉字书写的技法规范，才产生了“书法”这一独立艺术门类。历代书家用毛笔为我们创作出无数佳作，成为今天的传统法帖范本，为我们所临习，所绍发，书法艺术才得以延续和发展。而比毛笔发明更早的硬笔，因笔法单调，局限性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了，在历史上没留下它应有的地位。我国最早的硬笔书法是古代用刀、石片等硬物刻划而成的，周代的甲骨文字即是硬书的产物。战国时期出现的毛笔，成为了主要的书写工具，两千余年常兴不衰。

近百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硬笔，如钢笔、圆珠笔等，慢慢动摇了毛笔的地位。硬笔简便，随时可练，易于上手，易于参与，易于普及，实用书写要求效率，要求快速急就，当然用硬笔。硬笔书法兴起，也是理所当然的。硬笔作为实用审美的“硬笔书法”早巳占据主导地位，受到绝大多数人的青睐，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硬笔有毛笔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毛笔渐渐失去它实用功能而变成纯艺术的东西。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渐渐地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了，一些毛笔书家已远离硬书而去，少数毛笔书法似有鄙弃硬书之意。

其实这两种对立、不和谐的情绪，仅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硬笔与毛笔书法是书苑中两朵并蒂奇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它们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携起手来，互相参与，共同提高，共存共荣。余秋雨先生在《书海茫茫》中说得好，“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