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2/18页）

酣畅淋漓直笔书

◎软硬相兼总相宜

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笔墨祭》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书”早在中国文化之初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书法在孔子那里是作为与礼乐同等重要的六艺之一而被提倡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书法最初主要地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修身行为；这里的修身甚至不是精神活动，而是一种身体行为；它通过对人的体姿的约束和规范，来达到“修身”的目的。书法对修身的重要性使其在发生伊始就被置于儒学价值序列的中心。对旧时文人而言，写得一手好字不单是一个才情问题，也实在是一种身份；书法不仅是进身之阶，更是对儒学秩序表示忠心的象征。直到今天书法还被视为制服那些好动的孩子们的昭然秘诀。

书法艺术要求美，要求古雅，当然用毛笔是最佳选择。毛笔写字，可大可小，可粗可细，能够充分发挥笔画变化的书写艺术。中国的书法和毛笔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它们和中国文化一样古远而灿烂。

甲骨文中有“聿”字，像手执笔。“聿”是“笔”的初文。《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此秦制字，秦以竹为之，加竹。”从“竹”从“聿”是秦国的新造字。简化字改为从“竹”从“毛”，突出了毛笔的特点。

传说，笔是由秦国大将军蒙恬所造。西晋崔豹《古今注》中有记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作秦笔耳。”所谓蒙恬造笔，实际不是发明，而是改进。蒙恬是统一六国的功臣之一，在秦始皇在位时，领兵驻守边关，修筑长城，北逐戎狄，威震匈奴；秦始皇崩，赵高矫诏赐死，蒙恬自杀。蒙恬只是一员武将，不是文臣。何以武将造笔，而不是文臣造笔呢？《说文》中有记载：“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当时的戍边大军，需要书写大量文书，向皇帝报告。文字应用如此频繁，从而促进了文字的简化和笔的改进。蒙恬作为大军的主将，将军中的制笔技术做以改进，在古代是理所当然的。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中写道：“秦所用系竹笔，如木工墨斗所用者。”这便是竹笔。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墓中出土了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笔三支，笔杆竹制，上尖下粗，下端镂空成腔，以容笔毫。制法跟现代相似，据专家推测，这可能是蒙恬改进以后的形制。

毛笔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书写工具。上至君臣，下至庶民，但凡书写，都离不开毛笔，所以古人对于毛笔是极其重视的。晋成公这样写道：“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烦，非笔莫记。笔者毕也，能毕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甚巨，安可文房清供而小之？”而一般的使用者，只把它当成一种书画工具来看待，没有把毛笔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更没有把毛笔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而把毛笔提升到文化理念来认识的，在当代首推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永字八法》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毛笔。周老很反感时人把毛笔当作一种工具来对待，以至轻漫的态度。周汝昌先生认“毛笔——柔翰，是人类最高智慧创造中的一个重大品种。”“没有毛笔，不仅仅中国艺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连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也要大大不同。”他还说“西方文化艺术，其所以不能与中国相同——表现不出生动的气韵，高深的境界，正是由于不懂毛笔，不会使用毛笔，不理解毛笔的性能功用之奇妙。”这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认识了中国的毛笔，并为我们祖先这一伟大的发明感到自豪和骄傲。毛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伴随着中国的文字，从远古走到今天，走过五千多年的悠悠岁月。并且只要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字的存在，毛笔就将永远存在。它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一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