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米格尔街（第2/3页）

格涅沙说：“考虑一下吧。要是你学药剂学，你就可以去伦敦，就可以看到雪，看到泰晤士河，看到国会大厦啦。”

我说：“那好吧。我就去学药剂学。”

母亲说：“庞迪特，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她一面哭一面数出了两百元，递给了格涅沙，说道：“钱不多，庞迪特。但我就有这些。是攒了很长时间才有的。”

格涅沙接过钱时一脸难过的样子。他说：“你不应该为这种事烦恼。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母亲哭个不停，最后，连格涅沙也哭了起来。

见此情景，母亲赶忙擦干眼泪说：“庞迪特，您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烦恼。什么都要钱，没钱就什么都办不成。我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搞这么多钱。”

格涅沙不哭了，但母亲又哭了起来。

过了一小会儿，格涅沙退了一百元给我母亲，又呜咽起来。他说：“把这钱拿回去，给孩子买些好衣服吧。”

我说：“庞迪特，您真好。”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等你获得了文凭和学位从英国回来，成了大人物、大药剂师，我再过来要回你欠我的也不迟。”

我告诉哈特我要走。

他说：“去干什么？做劳工？”

我说：“政府给了我一笔奖学金，让我去学药剂学。”

他说：“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吗？”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这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为他清理垃圾有好几年了。那家伙富得都什么样啦，钱那是滚滚地来。”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儿，他却是另一种反应。有天晚上他跑到我家门口，大喊：“贿赂，贿赂。你们就知道贿赂。”

我母亲也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抱怨别人贿赂的都是自己拿不出东西贿赂的穷光蛋。”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我出发了。在此期间，特立尼达政府向英国驻纽约领事馆写了封信，让英国领事馆了解了我的情况。美国人要我保证不会使用武力推翻他们的政府，最后发给了我签证。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劳拉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口，并给了我一个圣克里斯托弗的大勋章，让我把勋章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我会的，然后就把它放进了口袋。巴库太太送了我一个六便士的硬币，她说那个硬币是她专门准备的。其实，它看上去同其他六便士的硬币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后来我把它给花了。泰特斯·霍伊特不计前嫌，给我送来了普及版丁尼生诗选的第二卷。埃多斯给了我一只皮夹，还发誓说它是新的，几乎没有用过。博伊和埃罗尔什么也没给我。哈特送了我一包香烟，说：“我听说你戒烟了，但是拿着这个吧，说不定你会改变主意的。”结果我还真的又抽上了。

巴库叔叔一晚上都在修车，就是那辆第二天要送我去机场的汽车。我几次跑出去让他别忙了，可他都说化油器有点毛病要修修。

第二天早上，巴库早早起床后又修起汽车来。我们本来打算八点出发，可到了十点巴库还没有修完。我母亲有点着急，巴库太太也不耐烦了。

可巴库还躺在车下，边修车边吹着口哨，是《罗摩衍那》里的一对儿对句。等从车下钻出来后他还乐呵呵地说道：“你们等急了吧？”

我们终于准备完毕。还好巴库没有修坏发动机，它还能点上火。我的行李被装上了车子，我这就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了。

这时我母亲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盛了牛奶的铜壶放在门口。

我现在也闹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扇门很宽，足够过一辆汽车，那壶大约四英寸宽，就放在正中间。我记得我是蹭着门边走的，根本没有靠近那只铜壶，但我还是把壶给踢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