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有个经营小汽车旅馆、名叫弗雷德·波普的人，以前曾跟我谈起过他对埃斯梅拉达镇的看法。他上了年纪，喜欢聊天，听他说话总会让我有点收获。最不太可能帮上忙的那些人，有时会抖落出一两件事情，而这些事对我的工作却意义重大。

“俺待这块儿有三十年了，”他说，“上这儿来的时候，俺还得着干哮喘。这会儿俺倒得上湿哮喘了。俺记得，以前这镇子上特安静，老多狗都睡大马路中间儿，你就得停下车——要是你有辆车开的话——出来把它们推一边儿去。那帮畜生只会冲你翘嘴角儿，动都懒得动。星期天那光景就跟你已经埋土里似的。所有门都关得像银行保险库那么严实。去格兰德大街上走一遭，你会像停尸间里的死鬼，屁大点儿乐子都找不到。你甚至连包烟都没法买。到处都静得要命，老鼠捻须你都能听见。俺跟俺那老伴——她已经死了有十五年了——以前在俺们贴悬崖那条街的小房子里，一边玩克里比奇牌[1]，一边竖起耳朵听，没准就有啥乐呵事儿呢——比方有个老家伙拄根拐棍出来散步啥的。俺不清楚是赫尔维格一家子想让这镇子变成现在这样，还是赫尔维格老头子为了使坏才故意这么做的。那些年里他也不住在这儿啊。他是个搞农具生意的大人物。”

“更有可能的是，”我说，“他这个人够聪明，知道像埃斯梅拉达这样的地方会变成一桩包赚不赔的投资买卖。”

“没准儿吧，”弗雷德·波普说，“不管咋的，他几乎把这镇子翻了个个儿。又过了不久，他就搬过来住了——山上那些刷过灰泥、屋顶还盖层瓦片的豪华住宅，其中有一座就是他的。相当时髦。他家有带阳台的花园、大块的绿草坪和开花的矮树，还有用锻铁铸造的大门——从意大利进口的，俺听说，还有用亚利桑那大卵石铺的小路，而且他不止这么一个花园，有六个哪。他的地儿也够大，能让邻居们都离他远远的。他一天要喝上两瓶烈酒，俺还听说他是个很难应付的主顾。他有个女儿，帕特里夏·赫尔维格小姐。她以前就是个真正的小甜心，到现在都还是。

“到那时候，埃斯梅拉达已经开始慢慢住人进来了。一开始有很多老女人跟她们老伴——俺跟你讲，那阵子做‘白事儿’生意真是相当红火，因为那些病恹恹的老头一死，就被他们亲爱的寡妇老伴花钱埋了。那些该死的女人个个长命百岁。俺老伴却没有。”

他顿了一下，将头别开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说。

“那时候，从圣迭戈到这儿已经通了有轨电车，但镇上还是静悄悄的——实在是太静了。几乎没多少人生在这块儿。人们觉着生孩子这事儿有点太下流了。可战争改变了一切。如今俺们这儿有干粗活儿的汉子，有穿牛仔裤和脏衬衫上学的小混混，有搞艺术的，有乡村俱乐部里的醉鬼，还有那些个小礼品铺子，里边儿卖你一只不咋地的高球杯就要八块五毛。俺们这儿还开了许多餐厅和烟酒杂货店，但俺们还没有广告牌、弹子房或是不用下车就能吃饭看电影的地儿。去年，他们想在公园里装个投币望远镜。镇议会的议员们叫得那个山响咧，你真该好好听听。不消说，他们枪毙了那个提案，可打那以后，这地儿就再也不是什么‘鸟类庇护所’了。俺们有了像贝弗利希尔斯那样的时髦商店。还有帕特里夏小姐，她像只水獭似的，把一辈子都花在为这座城镇添砖加瓦上。赫尔维格五年前死掉了。那些医生跟他说，他必须控制自己的酒量，否则他连一年的工夫都活不过。他把医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说，要是他不能想啥时候喝就啥时候喝，比如早上、中午或者晚上，那他就不喝，如果他再沾一滴酒，他就不得好死。他戒了酒——结果不出一年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