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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不随便骂脏话，可是昨天和咨询师的首次会谈，真是该死的荒唐。在邓波儿医生愚蠢的“空椅练习”末尾，我当着她的面哭了起来，然后她假装温柔地说，我们的会谈必须结束了，她下星期同一时间会再与我碰面。基本上，她等于是把我赶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地站在人行道上，逛街的人匆匆与我擦身而过。她怎么可以这样？当一个人看到别人明显地陷入痛苦，而这种痛苦还是她刻意引发、反复拉扯而出的，她怎么还能接着将对方推到街上去，抛下对方独自面对？

现在上午十一点，我不该碰酒的，但我抹干泪水，踏进离我最近的酒吧，点了大杯的伏特加。我默默地向缺席的朋友们敬酒，然后快快灌下。在白天的酒客还来不及跟我互动以前，我就走了出去，然后回家上床睡觉。

我请假不上班的这段时间，和雷蒙照例到那家咖啡馆碰面吃午餐。他会发短信给我，提议一个日期与时间（到目前为止，我的新手机只收过这些短信）。看来，如果你以某种程度的固定频率和同一人碰面，对话就会愉快又自在——之前讲到哪里，你们可以从那里接下去讲，不用每次都从头开始。

闲聊的时候，雷蒙再次问起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和她说我的状况不好，问她为何从来不来看我，或是我为何从来不去看她。最后我让步了，只挑重点回复他。当然，他已经知道了那场火灾，也知道我事后在托管的状况下成长。我告诉他，因为我事后无法再和妈妈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住的地方不适合。我希望这样一来他就不会追问下去，但他锲而不舍。

“那她在哪里？医院？疗养院？”他猜测着，我摇摇头。

“不好的地方，给坏人待的地方。”我说。他思索片刻。

“不会是监狱吧？”他一脸震惊。我扣住他的目光，但什么都没说。一阵短暂的停顿之后，他问她犯了什么罪，这个问题说来也算合理。

“我记不得了。”我说。

他盯着我，然后嗤之以鼻。

他说：“狗屁，少来了，艾莉诺。你可以跟我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此变质的，我保证。不管是什么罪，又不是你犯下的。”

我感觉有一股热流顺着身体正面往上蹿，然后到了背后往下行，这种感受我只能说像是全身麻醉前的一剂镇静剂，我的脉搏怦怦跳。

“是真的，”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当时一定有人告诉过我，可是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才十岁，大家都很小心，避免在我面前提起……”

“噢，少来了。”他说，“她一定做了很糟糕的事情才会……我是说，学校的状况呢？小孩对那样的事情有时会很过分，别人听到你名字的反应呢？不过，这么一想，我想我不记得看过什么和奥利芬特这个姓氏有关的犯案新闻。”

“嗯，如果房间里有个姓奥利芬特的，我想你就会记得。”我说。

他没笑。事后回想，这个笑话不大高明。

我清清喉咙。“奥利芬特不是我的真名。”我说。我喜欢这个名字，一直都很喜欢，而且对那个当初替我选名字的人万分感激。很确定的是，我很少遇到姓奥利芬特的，这姓氏相当特别。

他盯着我，仿佛在看电影。

“他们事后给了我一个新身份，把我迁来北方……主要为了防止别人认出我，是为了保护我。这点还蛮讽刺的。”

“为什么？”他说。

我叹气：“因为受托管并非一直都很有趣。我是说，是还好啦。我需要的东西都不缺，但并非都很轻松愉快。”

他挑起眉毛，点点头。我搅动咖啡。

“我想，现在的用语不同了。”我说，“他们把托管的年轻人叫‘照顾’，但每个孩子本来都该受‘照顾’……原本就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