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们的因果关系体系便是线性的,亦即自指的。他们关于偶然的概念同样如此,因为偶然并非没有起因;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因果关系体系突然介入的某一时刻,不论那套体系的模式在我们的体系中显得多么反常。这样一个字眼的存在本身——更遑论与其相伴的各种修饰语了(如“盲目的”)——便表明,我们关于秩序和偶然的概念实际上都是类人的。

如果人类的探究范围仅限于动物王国,这样的概念便是可行的。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我们的探究范围要大得多,而且人类还坚持要去认知真理。真理的概念自身也是类人的,它预先假定其研究对象——亦即世界——隐瞒了事情的全貌,如果不是公然欺骗的话。

以最精细的手法探索宇宙的众多学科就由此而来,这些学科的激情,尤其是它们的语言之激情,可与严刑拷打相媲美。无论如何,如果说关于万物的真理直到今天仍远未被把握,我们也只能将之归咎于世界那非同寻常的韧性,而不应怪罪我们努力不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即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不存在,因为这会对我们的伦理学产生巨大的后果。

伦理学——换一种更少堂皇、但或许更加准确的说法,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末世论——会是科学的载体吗?或许是。无论如何,人类的探究归根结底就是对无生命的东西发出有生命的审问。因此,那些模棱两可的审问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语言会越来越近似于手头的研究对象。

理想的状况或许是,有生命者和无生命者互换位置。这当然符合那些格外注重客观性的、心平气静的科学家的口味。呜呼,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因为无生命者似乎并未对有生命者表现出任何兴趣,世界对世界中的人并无兴趣。当然,除非我们将这个世界的起源归结于神,而时间过去了好几个千年,我们却一直未能论证这个假说。

关于万物的真理如果的确存在,考虑到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后来者,这个真理也一定是非人类的。无论它反常与否,它一定会使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失效,也会使我们的偶然概念失效。同样受到此种对待的还有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猜想,无论我们认为世界起源于神还是起源于分子,或是神与分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个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接受者的生命力。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探究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唯我论的尝试。因为,有生命者可与无生命者互换位置的唯一机会即前者肉体上的灭亡,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人又复归于物。

不过,人们可借助想象稍稍拓展一下这个问题,即不是有生命者研究无生命者,而是相反。这话听起来太有玄学意味了。当然,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很难立足于这一基础。但这种可能性不应被排除,哪怕仅仅因为这一可能性能使我们的因果关系概念得以保全。更不用说关于偶然的概念了。

无限者会对有限者产生什么样的兴趣呢?想看一看后者如何调整其伦理学吗?但伦理学本身就包含着其对立面。想进一步考验人类的末世论吗?但结果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无限者为何要盯着有限者看呢?

也许,是出于无限对于其有限过去的眷念?如果它曾有自己的过去。是想看看那可怜的、上了年纪的有限如何在逆境中挣扎?尽管它有显微镜、望远镜,有天文台穹顶和教堂穹顶,但有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逆境的宏大呢?

如果有限表明其有能力揭示无限的秘密,无限又会作何反应呢?它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毕竟,无限的全部本领只有两样:惩罚或仁慈。仁慈是我们较为陌生的一样东西,因此,它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