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第4/18页）

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事件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6

最终，在11月11日到12月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很有价值，但当时“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很难转移。

会议开始，陈云、谭震林、聂荣臻、萧克、康克清、宋任穷、萧华、胡耀邦、杨得志、陈丕显、万里等元老纷纷开炮，要求首先解决“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得到与会者强烈反响和积极呼应。陈再道、李昌、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等人发言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事件。

11月14日，华国锋批准《北京日报》刊登报道，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防线被攻破。

25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两个凡是”的防线基本崩溃。

自26日起，会议转而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习仲勋、马文瑞、任仲夷、李德生等人在发言中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昊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固然是从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出发．但说得绝对了，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个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我应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7华国锋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肯定，并表示将按照叶剑英的提议，专门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亲自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评价了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于光远说，整个来说，华国锋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与“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的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同志们的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和爱护。我深信，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