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2/3页)

至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来自西方。

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所以中国的左右之分,与国际上左右划分标准不一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在欧美,左和右在政治上都支持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国不是这样。右支持宪政民主,而左不赞成宪政民主。另外,中国的右也赞成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人权,这等于是干了欧美左派的事情。

再比如,在欧美,力主改革的往往是左翼。但在中国,情况恰相反。又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欧美归于左的一路,在中国却被说成是右。限制自由,限制工会农会的活动,在国际上常常是右翼作为,在中国被看成左的主张。中国有人主张按照国际划分方式重新厘定中国的左和右。但中国的左右分野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一提左右,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打乱重来,更添混乱。

本书是按照中国目前区分左右的标准展开评述的。

曾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什么是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做,在行动上冒进乱斗,这是左。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这是右。

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多次代表大会都庄严承诺,将来一定会把中国建设为“高度民主”的国家。为什么左的势力不把民主搬到眼下来做呢?

中国的左到底是什么?高放在《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沃土壤。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历史根源。”1

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向后看的。左的势力所主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落后的东西,毫无“将来性”可言。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一文中曾经谈到左对自由权利的压迫。他说:“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20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如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悲剧。”2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左,是压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东西。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说,左和右已经是毫无意义的空壳了,左和右不再具有分类价值。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贝尔托·博比奥在2010年最新版的《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一书中说,直至今天,左和右的区分不但没有废止,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深入人们生活中。这个说法站得住脚。比如,2011年9月,丹麦选出第一位女首相赫勒,中外媒体都称她是左翼,会带领丹麦“向左转”。

2011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党选出该党参加2012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奥朗德。法国媒体称他为左派,中国媒体也说他是左翼。能不能想象全国所有的人对复杂的政治思想问题都持同一种意见?显然不可能。有意见分歧,自然要分成派别。分成派别,就要用简要的词汇概括,左和右就是这样的字眼。当然,用左和右来描述政治见解的区别,来自一个契机,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观点的议员,分别坐在左右两侧。用座位排列的空间概念区分政治观点,纯属偶然。但是,这个说法一旦沿袭下来被人们接受,就形成定式,不易更改了。左和右具有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正如很多政治术语一样,左和右不那么精确。另外,左和右争执的问题不断更新。一些冲突不再重要甚至消失了,新的冲突出现了。比如西方现在的左和右不再向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民主和共和问题,而是争论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税收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政府干预程度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