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第2/5页）

卡列宁

卡列宁在文中被塑造成了一名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在他的叔叔—一位先皇宠臣的抚养下长大，接受的是全套的封建贵族教育，因而“一个心思地追求功名”。长期的封建官场生涯己经腐蚀了他的心灵，使他思想僵化、感情麻木、虚伪庸俗、墨守成规。他的个人观念与安娜追求爱情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正如文中安娜所言“他们不知道八年以来他如何扼杀我的生命，扼杀我身上的一切活力，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当安娜争取婚姻自主时，他也仅仅是出于本能，要求安娜和他达成默契：允许她做弗龙斯基的情人，以换取维持表面的虚伪的夫妻关系。当安娜要求婚姻自主的意愿与他“维护神圣家庭”、保留“体面”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不惜与狠毒的莉季娅伯爵夫人勾结，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家庭的羁绊、宗教的感化、舆论的谴责、法律的威胁、心灵的摧残等等，以压制安娜的合理追求。

卡列宁虚伪而冷酷，他最感痛苦的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妻子不肯把这种感情掩饰起来，而使他的名誉、地位受损。他以家庭责任和宗教道德为盾牌，来折磨、威逼安娜，并拒绝同安娜离婚，这不仅仅是对婚姻的背叛者的惩罚，更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对叛逆者的惩罚。

列文

文中的列文是属于一种社会基层统治阶级，他只是一名小地主，因而他必须从事劳动，而劳动的特性决定了他全部生活的性质。他的生活不仅仅是上流社会那纸醉金迷的“社交生活”，还包括了他在自己庄园里所从事的富有活力的劳动生活和他因受资产阶级思想而产生的劳动改革，因而在他与基蒂相爱、结合之后，他的生活不仅仅是爱，他的整个生活是充实的、幸福的。

列文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罗曼·罗兰指出，列文不仅体现了托尔斯泰看待事物的既保守又民主的观点，而且“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同样，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而作品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

作品鉴赏

悲剧成因

安娜的选择体现出人性的迷误。为了实现狭隘的个人情爱，她不惜抛家离子，做了自我情欲的奴隶。列夫·托尔斯泰通过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剧命运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决定了安娜的悲剧命运。尽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追求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发挥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撑与调控，结果使得人生随情欲而漂流落得悲惨的结局。[6]安娜极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态的存在方式，热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种行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无可厚非，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哪怕一丁点理性的束缚。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与实践人性解放的同时，矫枉过正地陷入了纵欲的感性误区。她为摆脱社会的枷锁却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自私的自由，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由，是一种情感占有欲望的满足。自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而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积极的生命舒展。如果抛弃理性原则，只认可个人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很容易构成对另一个人的自由的侵害，对周遭人群利益的伤害，导致矛盾与冲突，并最终使个人的自由变得不牢靠、不稳固。个人自由的实现正像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才能保证整体社会的自由的不降低，即个体自由的增加必须以尊重其他相关个体的自由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寻求自己的自由才会被社会主体所认可。自由必须与理性相结合来展现与实现，这样才能构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种经验的自我，绝非积极意义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约束自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