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出了摩托车车祸后，我恢复得很快。没过多久，我就能阅读、看电视和打电话了，我的诊断结果也正式出炉：脾脏挫伤，右侧胫骨和腓骨骨折，锁骨骨折，严重脑震荡。医生说我确实不太走运。

走运。这个词近来几乎与我绝缘了。

有人敲门。托尼带着孩子们走了进来。一同来的还有埃莱娜。托尼是专程为我飞来慕尼黑的。

孩子们跑到床边拥抱了我。文森特送给我一幅画，上面是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在露齿微笑；路易丝把一只毛绒玩具放在床头柜上，大概是想让它给我做伴。他俩已经七岁了，但我依然把他们的出生视作奇迹。即便有一天我离家出走，遭遇不测或者与他们闹翻了，他们依然是我的骨肉。

路易丝指了指我脚上的石膏和脖套。和上次探病时一样，她又问我会不会死。见我摇头，她放心地点点头。文森特似乎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他揉搓着自己的手指，眼神里透出恐惧。

我决心打起精神，像从前那样，继续在孩子们面前扮演那个自信而快乐的小丑。我给他们讲了医院里的日常生活，又问他们：

“你们在马蒂伯伯和埃莱娜伯母家过得怎么样？”

儿子闷声不响。

“很好啊！”路易丝替他说。

“你们昨天干什么了？”

“去了动物园，看到了狮子，我们离它可近了。”

她很开心，我想。在发生了这一切后，她还可以为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可怜虫开心。我把她搂进怀里，给了她一个吻。

“你呢？”我问文森特，“你最喜欢哪种动物？”

他抬起头，与我对视了几秒钟，又低下头去。“蛇。”他小声说。

我不安地瞥了马蒂一眼，暗自祈祷我的儿子以后不会像他那样，喜欢解剖手无寸铁的小动物，还要把它们的血液放到显微镜下一窥究竟。

后来，我们一道画起了动物：先是大象，然后是老鼠、长颈鹿和老虎。托尼的画实在不堪入目（“这些可怜虫要真像你画得那样，恐怕一天都活不下去。”马蒂评价说。），而文森特的笔法却出奇地准确，他画的长颈鹿更是炯炯有神。我表扬了他几句，他笑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笑容是那么甜美，几乎让我放下了戒备，有那么一阵不再担心他了。

探病的人走后，天也黑了。看着一片片暗淡的云彩从窗外飘过，我感觉到黑暗正透过窗户窥探我。我想见我的妻子，但她另有要事，身在国外。我跟她说，我一个人就能搞定家里的一切，她无须挂念，她甚至连德国手机都不用带。她现在正在俄罗斯，更确切地说是在叶卡捷琳堡。她现在只能买到几天后的机票。在这之前，我只得孤身一人待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睡得并不好。我骑着摩托车偏离马路、撞车摔倒的场景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重现。

“大概就是这样，”我正这样想着，另一个声音又说，“还要再厉害一些呢！”最后，我也分辨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接着，我就醒了。

我打开灯。在我的要求下，哥哥给我拿来了一本相册和两本小说：亚历山大·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飞逝的时光》和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这两本书我都读过很多次，却依然能驻足于熟悉的场景和文字间，流连忘返。后来，我终于睡着了。这次没有做梦，脑子里空荡荡的。

早上她打来电话时，我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她依旧滞留在叶卡捷琳堡，由于一场工业展览会，所有机票都售完了。

“我在这儿快待不下去了，”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