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第2/5页）

这条南北向的山路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几处是凿山筑隧，还有几处则是直接将山坡夷为平地，不过这段路依然十分陡峭。“算了。”我转念说道，“我们走一走吧。菊钗，你要拉住阿梅的手，千万不要让她摔下山坡。”我拉住阿州的手。“看着脚下的路。”我说。

显然，阿州那天在厨房里的举动很令人称许——像古代传说中的孝子那样情愿舍身为母。我当然不可能让他死，甚至也不会让自己死，不过我确实痛苦到了几欲轻生的地步。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如同排山倒海般袭来，让人无法继续埋藏在心底，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经历一番。纵然无法真正付诸实施，也要疯狂发泄一下。那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年了。悲哀的是，那一幕并不是了局。请记住，我所说的并非真正的自杀。否则我现在岂不早该人死灯灭了吗？不是的，正如之前说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的感觉具体化。那么空虚……仿佛无止境蔓延的空虚。我感到冰冷彻骨，如同行尸走肉，悲哀如巨石般梗在心中。但无论如何，我并未轻生。

我不指望那种悲哀会彻底消退。不过，今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你看，看那粉晕的日光，看我手臂上摇曳的叶影。听听大山的叹息声。一个人即便再如何沉浸于悲痛，她也能抬起头，欣赏啁啾的鸟鸣，岩石上温热的阳光味道，还有无边无际盛放的雪白茉莉。

我和阿州每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岩石与暴露的树根间择路前行，我们跃过路中被去年季雨冲出的沟渠，身手灵敏得像两只山羊。细细想来，实际上，历史上的自戕事件少而又少。我们在诗歌戏曲中所歌颂的那些，之所以受人瞩目，恰恰是因为其不同寻常。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宁愿苟且地活着。活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我仍记得阿桂说过的一句话，在得知我可能参与了抗日活动时她说，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是活下去。

我每次看这条路都发现有些不同。早晨的深黄色泥土不见了，现在我们脚下的蓝灰色花岗石碎片嵌在一片细腻的赭色泥土中。甚至连沟渠也有了变化。眼前这道纵贯山坡的沟渠被冲刷过，只在几个低洼处淤积了些泥沙。隔离道路与沟渠的花岗岩石板不知被放置了多少岁月，它们前倾后倒，长满各种苔藓。轿夫们对这条道路想必早已烂熟于胸。他们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连小腿都记得住每个坡道的斜度，脑子更是本能地测量得出每个弯道间的距离。

我的腿开始疼痛，但我不想停下脚步，不能在爬山中途放弃。这样左转、右转、再左转，稳步地向上攀爬，很令人怡然自得。还不能放弃。“山重水复疑无路”后面一句怎么说来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妈妈。”阿梅愁眉苦脸地看我一眼。

没等她往下说，我就摇了摇头。等我们到达陡坡的顶部，才可以再坐轿子。或者翻过下一座山，直到我们走累为止。

当轿夫脚步轻快时，那感觉几乎像在海上行船。我重新乘上轿子时就有这种感觉。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去福州，当年阿梅只是个小婴儿，我还没怀上阿州。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天生就适应海上旅行，但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海上长途旅行。

我盯着轿夫乌黑的头发，用手护住自己的肚子。我的想法变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像是在航行。即便轿夫走得有节奏，依然让人很不舒坦。聿明去福州前，我应该告诉他我怀孕了。这么颠簸对胎儿不好，其实我们应该走海路的。这个时节，温柔的海浪会轻轻摇着我们，大海会为我们让出一条通道，而不是眼前这不肯退让的土地。大地像是在与我们抗争着，以牙还牙地回击轿夫的脚步，传到他们的腿、到脊梁、到肩头、到胳臂，再传到轿子，最后击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