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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的水兵比另外两个人年龄稍大些，他从屁股后面的背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坐了下来。他把钢盔放到地上，跷起二郎腿。“名字。”他说，“最老的先说。”

“我叫刘菱楚。”母亲声音清晰地说。

他趴在笔记本上皱起眉头问，“刘怎么写？”

母亲用手指在手掌上写了个‘刘’字。

“啊。”他写了下来，“哪个菱？”

母亲再次举起手掌，在上面写了个‘菱’字。

他眨着眼睛思考着，另外两个日本兵打开我们的药箱，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突然猛地一挥手臂，用日语喊了句什么，他的部下随之离开了房间。

“你，”他指着我说，“你写。”他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坐在旁边写下大家的名字和年龄。然后他把笔记本拿回去，命令我回去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继续盘问我们。我们恨黄立松吗？谁会恨他？我们知道有谁嫉妒他吗？谁想得到他的会长位置？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我们去过他家吗？什么时候去的？

我说去年11月去他家打过麻将，他追问我其他客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当时说了黄立松什么。我说他们什么也没说时，他用力敲打着双人沙发的扶手。“你，撒谎。”他大吼道，“你到商会会长家。你肯定会谈论他。”

“我们说的都是女人家的事情。”我说，“孩子、饭菜和麻将。”

“还有什么？”他的举止变得愈发狂躁。

“发型和口红颜色。”

“其他的？”他举起拳头说。然后，他似乎想到敲在柳条沙发扶手上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猛地站起身，用跺脚来代替。

“小宝宝。就这些。”我进客厅之前对自己说，今天算走运。因为现在是早晨，日本人还没有喝得醉醺醺的。但眼前这个暴躁的家伙像一个被大火烧开的水壶，壶口却被封住了。

楼上的日本兵似乎在挪动家具。我想到藏在樟木箱底部，裹在婴儿毯里的瑞士钟表，害怕会被他们发现。这个留着整齐仁丹胡的矮个男人随时可能暴跳如雷，他会认为我们把东西藏起来是在耍花招，那他就找到足够的理由惩罚我们所有人。

“姆。”他又从喉咙深处发出低吼，用腹部发声，先气运丹田，再冲我们吼出来。

“妈。”

“没事，宝贝。”我轻声对阿梅说，“没事。”如果他再吼一次的话，阿梅一定会放声大哭。我轻轻揉着阿梅的小手，脑子里拼命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抚她，或者可以安抚这个高度紧张的日本水兵。这时，他的部下从楼梯上走下来，拿着我们早给他们预备好的诱饵——一些陶瓷人俑、垂着红色和金色流苏的长笛和一口青铜钟。其中一个日本兵拿着我们的手电筒。他转动手腕，让黄色的光束在墙壁上来回摆动。然后，他把光照在我们脸上，哈哈大笑。年长些的水手从他手上抢过手电筒。

“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他问，“女人夜里不出门。”

他什么意思？

“哦。有男人在房子里。”

这完全说不通。如果他们想找理由证明这里有男人，为什么不拿几件聿明的衣服下来呢？

“证据。”他说，“我拿走。”

他让我们排成一列沿窗户站好，他们接着去寻找其他能带走的“证据”。他们懒得解释为什么一罐英国饼干、一张跳棋棋盘和一袋棋子会是证据。他们翻阅一摞漫画书，挑选喜欢的拿走。最后，那个疯狂的头目举起手臂，结束了搜查。“走了。”他说。

“他们还有其他所谓的证据要搜集。”等到他们消失后婆婆轻声说。

我压低声音笑了起来。素莉抿着嘴，用鼻子发出笑声，连阿桂和阿梅也咯咯地笑了。

“安静。”母亲说，“都不要出声。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