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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放下手里的信，可我却继续往下读，手电筒的光顺着信纸向下移动，我像手持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一样专注，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蛛丝马迹。我觉得奇怪，他这样的人会去描写杏园，还有他和士兵们忍不住采摘未成熟的青杏。为什么这次他对经济和政治事件几乎闭口不谈？他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演讲以及通过蒸馏国产酒制成汽车燃料的小作坊。他信中说的大多是其他事情——顺着河水漂流的落花，沿着河岸蔓延的瓜藤。一定是有人让他心里充满诗情画意。

甚至他信中最后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说。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要设法卷起横亘在你我间的大地，重返你身边。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我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别的女人让他变得情意绵绵。

阿州开始哭泣，我放下手中的信，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不要忘记，聿明，我在心中对他说。我的心念强大到足够穿越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要忘了，你家里有个儿子，你在鼓浪屿有妻子儿女。

我们在衣柜里躲到中午才出来，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壮着胆子走到街上。外面看起来很安全，于是我带着阿桂一起去街角的美国人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走近房子时，听到布拉德利夫人正在弹钢琴，弹奏的是我们经过她家时常常听到的乐曲。年轻女佣打开大门。“我们没被欺负。”她抢在我们开口前说道。

布拉德利夫人示意我们进来，然后对女佣咕哝了句什么，其实女佣不需要吩咐就应该拿茶水过来的。

“你还好吗？”我用英语问。

“是的，是的。”她伸出胳膊，转动双手给我看，证明她一切都好。

“家里也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挥手指着房间让我看。每次我看到她的手指，总觉得又变长了，像车轮上细长的辐条。突然，她皱起了眉头，指了指一张小茶几，又指着书架顶部和一处地板，说出一长串英文，即便有几个单词我勉强听到了，可也搞不清楚它们的意思。

我摇了摇头，“我听不懂。”

“日本人。”她说得非常慢，“他们拿走我的象牙观音雕像。”她比划着雕像的大小，指着原来摆放它的书柜。年轻的女佣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有玻璃杯和一壶柠檬水，她把托盘放到雕花红木茶几上。

“他们拿走了观音雕像和主人的银烟盒。”一个年纪稍大的女佣倚在门框上说。

布拉德利夫人跳起身，“请你，休息。医生……”

“还有一个人打碎了太太的明代花瓶。”老女佣眼里溢满泪水，“他用靴子又踩又踢，还大笑。”

“好啦，好啦。”布拉德利太太拍了拍女佣的手，“只是一个花瓶。”

“我掸灰尘时一直很小心。太太说过花瓶非常珍贵。要不是该死的日本鬼子用枪托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一定会挡住他的。”

“请，”布拉德利太太说，“请坐。”

“太太觉得我的肋骨断了。”

“他们想在我家找什么呢？”布拉德利太太问，至少我觉得她问的是这个。“对于黄先生的死，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我没有答案。

我也想不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日军搜查了数百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住所，带走了数千名难民。没人相信日本人会在乎谁杀死了黄立松。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两艘美国驱逐舰就停在海岸边，可他们只是远远观望。

这算是一起警方行动，不是真正的入侵。但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听说了日本海陆军队占领南京、徐州和厦门等地后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脑海里全是日军奸淫妇女和肆意杀戮的行径。大部分时间我尽可能不去想这些，可有时候，到了晚上，我眼前会冒出极为恐怖的画面。整个场景瞬间全部展现在面前——手无寸铁的男人站在就要埋葬他们的大坑旁，目光空洞地盯着即将刺入身体的刺刀；一名孕妇或一个小女孩躺在龌龊的鬼子胯间，孕妇的丈夫或女孩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其他日本畜生排队等着。最最可怕的是那些狗。我尽量不去想，可我越不愿想，画面反而越清晰。每次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时，我总是和一群人站在四面高墙的院子里，邪恶的日本兵随时会放出呲着锋利牙齿的军犬，将我们撕个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