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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看法，想捕捉到一丝半毫被忽略的信息。我用手扇着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黄立松会长的印度保镖去哪里了？

这时，几个人向后退开，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士腾出一块地方，是住在拐角处的布拉德利太太。“什么？”她挥舞着双手，嘴里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布拉德利太太是钢琴老师，手指分外修长。

“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家女佣解释道。

“有人被杀了。”我用英语告诉她。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老先生向她讲述了整件事情。布拉德利太太听到消息后没有惊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脸变得更加没有血色，她拼命抿着双唇，几乎整张嘴都消失不见了。

“非常坏，非常坏。”她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道，每说一次“非常坏”就重重点一下头。“非常坏。”

两天后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亲身经历了黄立松会长暗杀事件带来的“非常坏”的后果。当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和母亲正在吃早餐。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黎明时分日本海军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屿调查黄立松遇刺一案。我们也没听见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门的声音。要不是我听到邮递员的喊声，冲到门口去取信，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信。韩聿明太太的信。”邮递员喊道。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

聿明说他利用难得的片刻平静写信给我，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他在信中描写了河岸的景色，头顶上方的垂柳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河水。在上一封信里，他写到一头误跑进战场的驴子，在他们和日军交火时受伤。驴子叫了一整夜，压过了战场上受伤士兵们的呻吟声。可在这封信中，他却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甜美歌声。我用湿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想象着年轻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古筝琴弦。我心想，他怎么到哪里都看得到漂亮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