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第4/5页）

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吗？是因为家园被占领，是因为种种不确定，还是因为一位母亲太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可以解释我的失态？我唯一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不是唯一紧张到神经质的人。鼓浪屿的人们每天过着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的日子，很容易陷入忧伤和愤怒的情绪。不过，我们当中仍然不乏抱有希望和勇气的人，我塾师的表哥魏义敏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阿州爬到门外的事情过后一两天，我遇见了魏先生。我沿着海边往前走，打算去买一份《时代晚报》。天正下着雨，我朝下面的码头望去，只见一片泛着水光的黑色雨伞，如同夜里从鹅卵石间冒出的一个个蘑菇。我加入打着黑色雨伞的人群，一边听着雨点打在我雨伞上的声音，一边寻找船只的踪影。送报的船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开始沿着龙头路往回走，有几个人停在路边一个支着蓝色雨篷的小摊子旁，里面摆着简单的木桌。

等我过去时，桌子旁已经坐满了人，只剩一个空凳子。站在大铝壶后面的老板娘示意我坐下，铝壶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豆浆。她递给我一个有缺口的瓷汤匙和一双筷子，又舀出一碗甜豆浆，打了个鸡蛋进去，然后递给我。她的丈夫一边往热油锅里丢长条形的面团，一边把炸好的油条用筷子夹出来。他让泛着油光的油条在半空中稍微停顿片刻，控一下油，然后放到案板上用刀切成小段，盛在碟子里递给我。我们管油条叫“油炸鬼”，因为炸过的油条里面都是空气，轻飘飘的。

桌子的另一头，魏义敏和聿明的异母哥哥阿汾相对而坐，阿汾瘦得全身皮包骨。我和魏先生彼此十分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阿汾只是朝我点了点头，继续呼噜呼噜地喝他的豆浆。这么多年来，阿汾的母亲西瓜头一直不让他跟聿明来往，受他母亲的影响，阿汾对我们并不友善。

我用筷子搅拌着豆浆里的生鸡蛋，又往碗里丢了几块“油炸鬼”。雨水从雨篷两侧向中间聚集，热油锅上方刚巧是雨篷的低处。随着积水的增加，雨篷离热油锅越来越近，摊主不时紧张地看一眼。他腾出一只手托起低垂的雨篷，雨水从另一侧淌了出去。

“嘿！当心！”阿汾大吼道，“看看你干的好事！”阿汾吃早餐时摘下了帽子，他头顶中央的头发向上翘起，如同公鸡的鸡冠。他左右转动着脑袋，用手掸去溅落在肩上的水珠，活像一只伸长脖子吃虫子的鸡。

“对不起，先生。”早餐摊主说。

“好啦，好啦。年轻人，不要那么凶。”魏先生对阿汾说，“你一点水都不想沾到的话，那不如在家里吃早餐。”

“跟我老婆吗？”阿汾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惹得旁边两三个人哈哈大笑。“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老天还没完没了地下雨。”

旁边几个人频频点头，“今年四月的雨水太多了，天气也不该这么冷。”

“你们说什么呢？”一个老太太大声说，“四月份的雨水连鱼都能淹死。”

“狗屁！”阿汾说，“如果这算正常的春天，那我就是猴子尾巴。”

魏先生站起身，把钱放在桌子上，拿起雨伞。魏先生跟我的塾师一样身材高大，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两鬓已经有些斑白。“盼望春天。”他说。这是个有象征意义的语句，是我们这里流传的暗语，即便在中立的公共租界，我们也不能公开表达心里的想法。

“等待黎明。”摊主郑重地回答。

“百花绽放。”我补上第三句。

魏先生离开后没有人再开口。我们吹着热豆浆，看着碗里的豆浆，似乎看见了我们的灵魂深处。那几句话不仅仅表示等待和希望，对我们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语句中等待和希望的意思是，我们不投日，不叛国。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百花绽放的那一天，我们必须忠于祖国，反抗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