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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吮手指。”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奶奶教你一首新歌。你听好了。”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我在页首写上日期。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全是些富家子弟。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他们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大吼。我气极了，将茶杯砸向地面，冲出房间。

“你被惯坏了！”母亲在我背后嚷道，“你以为这些上好瓷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过，那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之后她也渐渐接受事实，甚至还祝福我们的婚姻。我敲了敲她的房门。“购物清单。”我边进屋边说。

“谢谢，乖孩子。就放我桌上吧。”

“白糖花了8块钱。”我多说了一句，不由自主地想为难一下她。

“这么贵？”

“中国白糖的价。”我说，“您要为了省3块钱用日本白糖吗？”

“当然不会。过来，孩子。”母亲拉起我的手，“如今局势不同了。对付眼前的困难应该灵活着点。你婆婆今天还好吗？”

“她很好。”

“那就好。我好像听见阿梅在唱什么戏里的词？能带她过来唱给我听听吗？”

我有些惭愧。母亲对待婆婆一直都很好，我怎么忘了呢？我捏住她的手道，“我这就去叫阿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