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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市生意一如往常地繁忙。主妇和厨子摩肩擦蹱，搜寻着菜品，有的闻闻甜瓜，有的掰开鱼鳃看新不新鲜。我和阿桂买了一串指头大的小米蕉。我们俯身去嗅柠檬和青柠。我们还站在贩卖活鱿鱼的摊铺前，看墨点抖动和颜色变化。价格很贵，但我们还是一如往常地买了些，够做一小盘菜。

鱿鱼和虾子的摊位旁，有两个脚踩木屐、身穿和服的女人，彼此在行90度鞠躬礼。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就是日本浪人，一方面公然纵容走私，另一方面指使汉奸走狗在街头巷尾不断散播“王道乐土”的谎言，自己却在阴暗处窥视。住在公共租界的日本妇女通常会让女佣到市场来采买物品。为何她们今天会在这儿？鞠着躬、挡住别人去路、捂嘴讪笑、伸指对海鲜评头论足？而此时此刻，她们国家的军队正在空袭我国城市、杀戮奸淫我国人民。更有甚者，我的丈夫在拼命，有的小贩却在售卖着5块一份的日本白糖和8块一份的中国白糖。

“上周才7块钱。”我们一往回走，阿桂就开始抱怨，“哪儿才是个头啊？”

“我们少买些就是了。等等！”我说着，想到原本打算买份报纸。

“您看。”在我付钱买当天的《厦门时报》时，阿桂眉毛一扬说道，“您的戏又要上演了。”

报架后面的墙上贴着张海报，宣传下个月的巡演戏目：《柳荫记》。“我的戏？”我付了报钱，转身就走。

“哈，少奶奶。”阿桂紧跟上我说，“您知道我的意思。您跟祝英台简直一样啊。”

我翻了翻白眼。“这是什么话，阿桂？我一点儿都不像她。我是小时候打扮得像个男生，而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况且，她不但女扮男装，还骗过了心爱的人。”我不禁莞尔，想象着祝英台扮成书生时的那种怡然自得。

“兄送贤弟到池塘，金色鱼儿一双双。”我边唱边摇晃手上的袋子。

“弟兄分别诚感伤。”阿桂应和。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年轻旦角的唱词用阿桂苍老的嗓音唱出来是如此滑稽。“我们带素莉和婆婆一起去看戏。”我说，“母亲可以坐轿子去。”为什么不呢！我边想边大步往前走。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聿明。因为他没有机会享乐。

阿桂跟上来挽着我的手。回到厨房我们又开始哼起来。我边从袋子里掏出胡萝卜，边唱出戏词：

“兄送贤弟到井东，井中照见好颜容。”

阿桂从袋子里拿出猪肉，用别扭的尖声应和：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真好听。”素莉在门口嚷道，“再唱一遍吧。我也想学。”

“来。”阿桂将一块五花肉拍在案板上，递给素莉一把刀，“把肉切块，要拳头大小。”

我们手里清洗着芒果，把这段戏词连唱了三遍。

“是《柳荫记》。”婆婆在门口说道。

“婆婆。正好您在这儿。”婆婆通晓所有曲目和生旦净末丑的唱词唱腔。在宫中作人质时，她听过名角儿们给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唱戏。这是她和其他“女宾”为社稷稳固献身的唯一奖赏——看戏曲名角儿排戏，有时还能看正式演出。“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婆婆，“无缘对面不相逢的下句是什么？”

“先把围裙给我，让我干点活。”

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