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服（第3/4页）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吃早饭。除了周末，劳拉是不和我们共进早餐的；平时她也假装睡过头，尽量不和我们一起吃。平日，因为要去上学，她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早餐。有时却不是她一个人：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常常也在厨房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开车送她去学校，再接她回来，因为理查德不喜欢她步行去上学。确切地说，他是担心她走失。

她午饭在学校吃，星期二和星期四要学长笛，因为乐器演奏是必修课。她学过钢琴，但毫无长进；学大提琴也是如此。听说劳拉讨厌练习乐器，但傍晚有时也会欣赏到她那跑调的长笛声。那跑调的笛声似乎是故意吹出来的。

“我要找她谈谈。”理查德说道。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说，“她只是在照你的要求去做。”

劳拉表面上不再对理查德不恭。然而，只要理查德一进屋，她就会离开。

我们再回到早报的事上来。理查德在我面前张开报纸，我可以看到报纸上的标题。他就是希特勒。他的大军已经开进了莱茵河流域。他违反了国际准则，越过了边界，做了公理不容的事。我说，理查德说道，你别看他的部队只前进了一英里，可其他地方照样也会受到突然袭击。他才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呢。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看到篱笆上有个洞他就进去。看到一个机会他就抓住。你不得不拱手相让。

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没听进去。那几个月里，为保持心情平静，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什么都听而不闻。我得排除外界噪声的干扰。我仿佛是一个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走钢丝的艺人，不敢分心，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你每天所想的都离现实生活很远时，你还能干什么别的呢？桌上摆着一只花瓶，那天早晨里面有一株多花水仙；它是从威妮弗蕾德送来的那盆球芽中挑出来的。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有水仙花太好了，她说。闻起来真香，好像闻到了一丝希望。

威妮弗蕾德认为我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她认为我是个傻子。后来——十年后——她在电话中说（那时我们不再见面）：“我以前认为你很傻，其实你很歹毒。你对我们一直怀恨在心——你父亲破了产，并烧毁了自己的工厂，而你把这事全怪在我们头上。”

“他没有烧毁自己的工厂，”我反驳道，“是理查德干的。或者是他一手策划的。”

“这是恶毒的谎言。你父亲已经彻底破产了；如果不烧掉工厂，骗点保险金的话，你们连一个子儿都没有！是我们把你和你那个傻妹妹拉出了泥潭！要不是我们，你们俩早就沦落街头了，决不会像金娃娃那样备受宠爱。你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用付出任何努力。你从来没有向理查德表示半点感恩之情。你也不肯花一点力气帮助他，从来没有。”

“你们要我干啥就干啥。我从来不出声。我总是面带微笑。我不过是家里的花瓶而已。但他对劳拉行为太缺德。他不该把魔爪伸向劳拉的。”

“这全都是诬蔑，诬蔑，诬蔑！你一切都靠我们，对这一点你无法忍受。于是你就对他进行报复！你在夫妻生活中害死了他，就像你拿枪对准他脑袋扣动扳机一样。”

“那么，劳拉又是谁害死的？”

“劳拉是自杀的，这你再清楚不过了。”

“我也可以这样说理查德。”

“这是造谣诽谤。无论怎么说，劳拉当时是疯疯癫癫的。我不懂你怎么会相信她说的话，不管是关于理查德的或者别的什么事。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我讲不下去了，只好挂断了电话。不过，我不是她的对手，因为当时她手上有个筹码——艾梅。

然而，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她还是友好和蔼的，也还是我的保护人。她不断地拉着我参加一个又一个社交聚会——青年女子联盟会议、政治联欢会，以及这样那样的委员会——一到那里她就把我安顿在椅子上或角落里，自己则忙于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我看得出人们并不怎么喜欢她，不过是在敷衍她而已，因为她有钱，精力又充沛。无论举行什么活动，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女人都满足于让威妮弗蕾德唱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