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第4/5页）

我的病人说，接下来并没有人喊叫。车皮里变成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装正在挨冻，剩下的最后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有胆量的修女发现车皮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皮，把湿透的干草、小孩和大人的粪便，还有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出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

在斯托尔普，列车由波兰军官进行检查。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马策拉特所在车皮里的尸体由于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便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板抬走。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另外也准许脱下死者的鞋、袜和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场面发生时，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使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皮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遭抢劫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了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里继承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不算不合身的新打扮。她用镜子捕捉到了我的病人和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我的病人一想起此事，就会陷入无名的惊慌。

从斯托尔普到什切青，火车走了两天。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他们已经慢慢地习以为常，但来访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

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一格但斯克到什切青的旅途中，在这一周内，他的身高增加了九公分，如果不是十公分的话。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在旅途中，我的病人虽说是背着地躺着，但这未能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马策拉特先生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单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不得不多次持续地叫喊，这叫喊声虽然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了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却把四名修女召集到了他的铺位前，让她们无尽期地祷告。

半数旅客在什未林下车，其中有死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亲属以及雷吉娜小姐。马策拉特先生深感遗憾，因为这位年轻姑娘的面孔他已经看熟，而且看到这张面孔已变得非常必要，所以她走后，他突然惊厥过去，全身痉挛，同时发高烧。据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讲，他拼命呼唤卢齐，自称怪兽和独角兽，表示出他害怕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却又有跳下来的乐趣。

到了吕内堡，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被送到一家医院。他处在高烧中认识了几位护士，但紧接着就被转送到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他的体温总算被压下去了。玛丽亚太太和她的儿子库尔特很少见到马策拉特先生。后来，她在医院里找到了清洁工的职务，这才每天见面。可是，在医院里或者医院附近都没有住房可供玛丽亚太太和小库尔特落脚，难民营里的生活又日益无法忍受。玛丽亚太太每天得乘坐三小时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常常踩在车门踏板上。医院跟难民营就是离得这么远。医生们尽管很不放心，但还是同意把病人转到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去。玛丽亚太太也出示了一份移居批准书：她的姐姐古丝特战时嫁给居住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领班，她将把她的两间半套房的一个房问提供给马策拉特大大使用，因为领班不需要住处，他现在待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