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第3/5页）

马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长久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根据马策拉特先生的论点——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性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是最具有艺术家天赋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刚创造出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离。我的编结物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庭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根据我的病人的要求，这个人还得跟他，跟我的委托人，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终于有效地产生出一个结合体来，我不知花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马策拉特先生所推荐的那个模特儿，我可没有办法，也不会满意。我右手编结成了的，左手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到斯托尔普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几次停车了。这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停车的原因是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了，小伙子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无法理解，他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无神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

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