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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基今天好多了，先生。”他报告说。看样子他这些天向史迈利做了不少报告。他是个稳健的人，说话轻声，很愿意讨好别人，但是布里克斯顿的一帮人似乎都怕他。吉勒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那么紧张了，可以说比较放心了。今天早晨赌了足球赛，他可真喜欢赌足球。今天下午我们给爱尔莎小姐捡柴火，她可以送到市场上去卖。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很早就上床了。”

“他单独出去过吗？”史迈利问。

“没有，先生。”

“他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先生，至少我在的时候没有，至于爱尔莎小姐在的时候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呼吸使汽车玻璃窗上蒙上一层雾气，但是史迈利不愿发动引擎，因此没法开暖气，也没法开除雾器。

“他说起过他的女儿丹妮吗？”

“上周末他说了好几次。现在似乎对她们淡忘一些了。我想他大概怕动感情，不去想她们了。”

“他没有说起要再见她们吗？”

“没有，先生。”

“没有说起将来没事之后见面的安排吗？”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把她们接到英国来？”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替她们弄证件？”

“没有，先生。”

吉勒姆不耐烦地插进来问：“那么他到底说些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先生。叫伊琳娜的。他喜欢在没事的时候读她的日记。他说把地鼠逮住以后，他就要中心让地鼠与伊琳娜交换。然后他要为她找个好房子，先生，就像爱尔莎小姐的房子一样，不过要在苏格兰，那地方更好一些。他说，他也要帮我。要帮我在圆场弄个好差使。他一直鼓励我学一种外语，这样更有前途一些。”

根据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平板语调，无法知道法恩究竟有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他现在在哪里？”

“睡觉了，先生。”

“轻轻地关门。”

爱尔莎·布里姆莱在前廊等他们。她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头发灰白，有一张坚决、聪明的脸。据史迈利说，她是圆场的老人，战时兰斯伯利勋爵手下的译码员，现已退休，但仍精神矍铄。她穿着一套合身的褐色衣裙，握住吉勒姆的手说“您好”，闩上门以后，他再回头时她已不在了。史迈利带他们上了楼。法恩留在楼梯拐弯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史迈利敲塔尔的门说：“是史迈利。我要跟你说句话。”

塔尔很快就开了门。他一定是听到他们来了，就在门后等着。他用左手开门，右手握枪，他从史迈利身后望过去，看一看走道里有没有别人。

“就只有吉勒姆。”史迈利说。

“我就是这么说，”塔尔说，“婴儿也能咬人的。”

他们进了屋子。他穿着长裤和马来人身上穿的廉价布衣。地上撒了一地拼字卡片，屋子里有咖喱味道，那是他在煤气炉上自己煮的。

“很抱歉又得来打扰你。”史迈利说，神色之中好像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一定要请你说清楚，你到香港去的时候，带了两份预备逃跑用的瑞士护照，你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塔尔过了一阵之后终于开口。

蜡黄的脸色已消失了，而是久蹲监牢的那种苍白，他的体重也减轻了。他坐在床边，手枪放在身边的枕头上，他的眼光紧张地盯着他们两人，一个挨着一个，谁也不信。

史迈利说：“听着。我相信你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有关你的前途。”

吉勒姆一边瞧着一边心里想，这还有关许多别的事情。要是吉勒姆真的了解史迈利，有关的事情还不知有多少呢。

“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我不喜欢那号码。我想这些号码已被破获。你用这些护照，好比在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标签：‘通缉犯里基·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