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祝国家好运，祝民族好运!（第2/5页）

街道上两辆坦克像黑色幽灵般缓慢游荡着。到这个时间，整个卡尔斯实际上都明白了这是一场革命，至少城市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可是这所有的一切是和电视上播放的一场戏，还有窗户前和古老童话中一样无休无止飘落的雪同时发生的，所以并没让人有恐惧的感觉。只有从事政治的那些人才有些担心。

比如说，在卡尔斯受所有库尔德人尊敬的记者和民俗学者萨杜拉赫先生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所以从电视上听到不准上街的禁令后，他就明白自己蹲监狱的日子来了，并已经提前作好了准备。他在行李箱里，放了蓝格睡衣、治前列腺炎的药和安眠药，离了它们他就睡不着觉，还放了毛线圆帽和袜子，还有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女儿微笑着抱着孙子的照片，以及在苦心收集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库尔德人悼诗的书稿，然后和老伴一起边喝着茶、看着电视上冯妲·艾塞尔跳第二段肚皮舞，一边等着。半夜过后很久才响起了敲门声，他和老伴告了别，拿起行李，开了门却没看见任何人，于是他来到街上，在昏黄街灯的神秘灯光下，在大雪覆盖的美丽寂静的街道上，不由回忆起童年时在卡尔斯河上溜冰的情景，这时被人用枪击中头部和胸口，死了。

几个月之后，雪完全化了，人们又发现了其他一些尸体，可以推断，那天夜里还进行了另外一些谋杀。但像谨慎的卡尔斯媒体所做的那样，为了不使我的读者感到过分难过，我尽量不再提这些事件。关于这“无名凶手”是“铁臂”和他的伙伴们的说法，至少从夜里最初几个小时来说是不对的。尽管有些晚，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电话，攻占了卡尔斯电视台，从而确保了媒体对革命的支持，接着，几乎整个夜晚他们都有些荒唐地将所有的精力用来寻找他们念念不忘的“声音洪亮的、有英雄气概的边疆民歌手”。因为要成为真正的一场革命，必须要在电视和广播里播送英雄歌曲和边疆民歌。

问了军营、医院、高中和通宵营业的茶馆之后，他们最终在值班消防员中找到了，这个民歌手一开始以为自己要被抓起来，甚至还要被枪毙，可是他被直接带到了电视台的演播厅。卡早晨刚醒来就听到了这个民歌手穿透演播厅的电视墙、石膏挡板和幕布的带有诗意的声音。一种超乎寻常的雪光，从半开的窗帘照进来，照进了天花板很高、安静的屋子里。他睡得很好，休息得很好，可还没起床，他就感觉到有一种使他灰心丧气的罪恶感。他和其他客人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体会着另一种不同的洗浴的滋味，洗了脸，刮了胡子，脱了睡衣，穿上衣服，拿着绑在铜牌上的钥匙，来到了旅馆的门厅。

看见电视里的民歌手，又发觉旅馆和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沉寂（门厅里的人们只是在窃窃私语），卡才一一明白昨夜发生的事，明白了自己想对自己隐瞒的是什么。他冲总台的服务生冷淡地微笑了一下，像个匆匆的旅客，根本不想在这个城市浪费时间（这个城市的暴力和政治胡闹可能会毁灭自己），马上走到隔壁的餐厅吃早饭。餐厅角落里冒着气的茶炉上有一只圆鼓鼓的茶壶，一个盘子里放着切得很薄的卡尔斯奶酪，另一个碗中放着颜色黯淡的腌橄榄。

卡坐在邻窗的桌旁。透过窗纱，长时间地看着大雪覆盖着的街道，真是美轮美奂。空空的街道显得如此忧伤，这让卡一幕幕地回忆起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代禁止上街的人口普查、选民统计、大搜捕和让大家整天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军事政变。在听着收音机里放着国歌、宣布戒严的通知和法令的时候，卡总想站在空荡荡的街上。童年时，卡像有些人喜欢开斋节一样喜欢军事政变的那些日子，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大叔大婶和邻居们相互间走得更加亲近。对伊斯坦布尔的中层和上层布尔乔亚家庭来说，军事政变会使他们感到更有保障，但有必要稍稍掩饰一下他们的满意，所以他们也会静静地微笑，嘲讽每次政变之后出台的一些荒唐措施（所有伊斯坦布尔人行道的路石都像军营一样刷成了白色，留长发和蓄胡子的人会被警察和军人拦住，粗暴地剃掉，等等）。伊斯坦布尔上层的布尔乔亚们一方面很怕军人，另一方面又暗自蔑视这些生活拮据而又刻板的军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