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来自莎伏安艾克的温暖（第4/6页）

我来到后的第二天清早，安德烈的妈妈就来敲门了。安德烈已经去了消防队。“您中午准备做什么？”她问我，“这可是个男子汉，他做很多运动，要给他准备大份的饭菜。”“这女人到底想搅和什么？”我在沉默中反复思考着。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我最好顺从听话。但很显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忍受。

晚上，安德烈从消防队里回来了，我们继续扮演着夫妻角色。我准备了晚饭，他赞美我做饭的天赋。在我洗碗时，他给我讲了一天发生的事，还问我孩子的情况。我用一只耳朵听着，通常是用那只听不到的耳朵。有时，在床上，我们也会发生亲密关系。但第二天早上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卧室天花板上的裂缝。我离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刮起的性解放风潮实在是太远了。之后的日子，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要结婚。真结婚。所有的这些把戏也不过是为了在正式结婚前远离闲言碎语。典礼会在一个很小的村庄举行，在尼斯的山区。

之后的那个周末，安德烈带我参观了这个著名的村庄——库尔斯古勒，这里每平方千米只有两位居民。这可是避人眼目签婚姻契约的好地方。我们坐着蓝色黛安6，艰难地沿着曲折的山路行驶到达了山顶，我觉得自己又晕过去了。等我恢复知觉时，自己正躺在汽车的后座，我的身体被前所未有的剧烈宫缩所震动。透过窗户，我看到安德烈正在电话亭里试着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刚刚癫痫发作，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也一直没有被诊断。

过了一会儿，我又躺在了担架车上，这是尼斯郊区的一个很别致的诊所。“多玛夫人，您怀孕几个月了？”助产士问我。多玛夫人？她在跟谁说话？我不叫多玛夫人……不过我可不能乱说话。“四个月。”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每说出一个字都深思熟虑。“您确定吗？”此时此刻，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混沌，我完全明白了现实。突然，我意识到了情况的荒谬。

出了诊所，我在脑袋里盘算着。我的想法像跳山羊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试着把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连起来看。“我和安德烈的关系就是一场闹剧。我什么也决定不了。我毫无怨言地接受安排，不工作，只是为了照顾他。还有我们的性关系，这又怎么解释呢？没什么好说的。我被困在了这个对于肉欲的科学、抽象、冰冷的定义中。坦白讲，如果爱情是这样的，就没必要被抬高夸大了。那怎么办，我会像我的生母一样离婚吗？”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绝不会像我生母那样做！我绝不会像她一样！”之后，我又突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把其余的想法都抹去了。“既然永远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我就要用一种方式离开它。但他们比我富有得多。以他们的财力，肯定会获得孩子的监护权。他们会抢走我的孩子吗？像我父亲带走我一样。”这些想法让我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恐惧旋涡。

第二天，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去了市场，给安德烈买了一包高卢棕丝无滤嘴烟。回到公寓以后，我做了一份蔬菜杂烩，把他的餐具放在桌上。在他的盘子旁边，我留下了他妈妈给我的戒指。之后，我试着换上自己以前的粉色格子连衣裙，可惜已经穿不上了。两星期的时间，我的肚子又变大了。我于是穿上了那件A字裙。最后，我还拿回了两件羊毛婴儿服，关上了身后的门。几分钟后，我已经坐在火车站的月台旁，眼睛望着与地平线相融的铁轨，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们不要来找我。”他们也确实没再找过我。我在深夜才回到福瑞盖尔街，我姐姐莫瑞斯特的家。第二天，我回归了社会中心，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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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超出了莎伏安艾克的预料。她刚刚把它从头到尾听完了，一句话也没说，这同她以往的作风完全不同，但确定且肯定的是，她以后再也不会问我关于今后家庭生活的问题了。我一定比她想象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