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岁（第2/3页）

奥地利人为文革辩护？纪念毛？

飞力普小声地说，“大概全欧洲的毛派都在这里了吧……”

原来这是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主办的年度盛会，是一个左派嘉年华。

小孩儿嬉闹着熘滑梯；老头儿在长凳上打盹；女人围着古巴的摊位跳拉丁舞，抖动着身上一圈一圈的肉；大肚的男人在喝一杯一公升的冒泡泡啤酒。但是更多的人，躺在草地上闭眼晒太阳。

女歌手抱着吉他唱歌，歌声沙哑慵懒。一个披头散发、裤子破洞的中年嬉皮忘我地赤脚跳舞。秋色树叶金属鳞片似地在风中翻转。一只断了线的气球突然窜高飞起……

美君，你一辈子念念不忘美丽的新安江。我后来知道，真正让你念念不忘的，其实是自己失去了的青春情怀，青春情怀怎么可能说清楚呢？那就说一条江吧。

这些紧紧拥抱“左”的人们，不见得知道自己真正怀想的是什么。断了线的气球，不知飘向何方，只知道，它永远回不来了。

草地上

我们躺在草地上，看着白杨树梢的叶子翻飞。女歌手抱着吉他幽幽唱着。

“你喜欢她的歌吗？”

“还好。”

“还好是什么意思？”

飞力普想了想，说，“‘还好’的意思就是——甜甜的，不讨厌，但是，听过就忘记了，它不会进入你的心里。就像超市里卖的红酒，没有人会真的讨厌，也喝得下去，但只是还好而已。”

“那你认为好的音乐，必须怎样？”

“有点刺，有点怪，有点令你惊奇，可能令你不安，总而言之不是咖啡加糖滑下喉咙。”

“我知道你的意思，诗人波的莱尔(Baudelaire)的说法是，美，一定得有‘怪’的成分，不是作怪，而是创造一种不同寻常的陌生感。”

“妈，你听过涂鸦艺术家Banksy吗？”他问。

“听过。”

“我喜欢他的风格。他是这么说的：Art should comfort the disturbed and disturb the comfortable.”

“嗯，精彩——艺术必须给不安的人带来安适，给安适的人带来不安……”

台上的乐团结束了，下一个乐团准备上场，跳舞的嬉皮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问飞：“你会想做艺术家吗？”

他摇头，“一点也不想。”

“为何？”

“创作者会创作，都是因为心灵深处有一种黑暗，不平衡，痛苦，不能不吐出来，吐出来就是作品。没有痛苦就没有创作。我干嘛要做艺术家？我宁可我的人生平衡、快乐。”

不要给

“不要，”飞说，“真的不要。”

我的手就停顿在口袋里，拿着一张钞票的手。

那个小男孩大概十岁大，站立在距离我们的露天餐桌五米之处。

欧洲的夏天，根本就是一场极尽挥霍的部落庆典，为了狂欢，火炬不灭。天蓝得没个尽头，太阳就像张灯结彩，拒不收摊，亮到晚上十点；当每个人的皮肤都吸饱了幸福能量，暮色，才一层一层薄纱似地逐渐收拢。

就是在这暮色渐下的时候，我看见他，大大的眼睛长在黝黑的脸庞上，显然是个吉普赛孩子。这巴黎左岸的古老石板街上，露天食肆的灯火初上，孩子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站立街心，向每一个路过的幸福的人伸出手来，掌心向上。但是几乎没有人掏出钱来，天色越来越暗，我忍不住了。

“妈，同情心不能没有思辨的距离，”飞说，“没有知识的同情心反而会害了他。这些孩子背后一般都是犯罪组织，大人把这些孩子关起来，训练他们乞讨，讨到的钱回去上缴。德国警方做过追踪调查，你越是给钱，这些孩子的处境就越凄惨，越可怜。”

我看着儿子，二十六岁的年轻男子，真的是剑眉朗目，英气逼人，可是母亲永远能在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同时看见重叠的脸——婴儿肥的粉色脸颊、幼儿的稚态笑容；时光是怎么走的，这怀里抱着的婴儿此刻在正色地教训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