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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和你同行到罗马，”我说，为自己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要是天气没什么不测的话，我能在圣诞节前赶回家。”

“不，”他慢声细语地说，“不行的，我也就随便那么一说，再别往这上面想了。”

“你没什么感觉不好的吧？”我问他，“没觉得哪处疼吧？”

“我的天，看你说哪儿去了，”他笑了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了，当病人？我都有好几个月没得风湿了。麻烦的是，菲利普，我对家实在过于迷恋了。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许也会有这种感受。”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拉开厚重的窗帘，凝视着窗外的草坪，静默了好一阵。寂静无声的傍晚，穴鸟已经归巢，猫头鹰已不再啼叫。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把小路都挖了，种上了草，现在屋前都是草地，”他说道，“如果草地一直延伸到斜坡那头的马厩旁，效果可能会更好。什么时候你再把那些灌木处理掉，就可以一眼望到海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干吗是我来处理，而不是你？”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疑问。“一回事，”他最后说道，“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你可得记着做啊。”

我的老伙伴当恩犬，这时抬起头看着他，它已经看到了厅里整理好的箱子，也嗅到了离别的气息，它吃力地起身，走到安布鲁斯身边，垂着尾巴站在那儿。我轻声唤它，它却不过来。我在炉缸上磕了磕烟斗，钟塔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几下，仆人的房间里传来斯考比嘟嘟囔囔骂伙计的声音。

“安布鲁斯，”我忙说，“安布鲁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别犯傻了，菲利普，去睡觉吧。”他对我说。

这事就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又最后指点吩咐了几句，有关春天种植，诸如此类他认为在他回来前我该做的事。他竟然还突发奇想要弄一个天鹅池，就在庭院里通向东车道的入口那地方，那儿有些沼泽，所以冬天天气还好的时候要把池子挖出来，还要筑堤加固。

时间实在是太快，马上就要上路了。七点钟早餐就匆匆结束了，因为他得早点出发，要赶在普利茅斯过夜，然后在那儿乘早班轮船。那是一艘商船，他得坐那艘商船到马赛，到了马赛就可以抽空转转意大利。这一路是很漫长的海上旅行。那是一顿阴冷潮湿的早餐，威灵顿把马车停在门口，车上很快就堆满了行李，几匹马已是蠢蠢欲动，急于要走。这时安布鲁斯转过身，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要把一切都照料好，别让我失望。”

“这叫什么话，”我说，“我可从没让你失望过。”

“你还年轻，”他又说，“我留给你的担子很重。总之，你要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属于你。”

我想，那时要是我坚持的话，他可能会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我没再说什么。我和斯考比把他扶进马车，又把旅行毛毯和手杖递进去。他从开着的窗口朝我们笑了笑，然后对威灵顿说：“好了，威灵顿，走吧！”

于是他们沿着车道走了。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冬天的日子一如既往。我像以前一样思念他，同时又有很多事情要忙。有时想找个伴，我就会驾车去看尼克・肯达尔教父，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露易丝，比我小几岁，和我从小一起玩大的。她长得很结实，人也很实在，而且挺漂亮。安布鲁斯以前总开玩笑，说她会做我的妻子，可我心里从没这么想过。

十一月中旬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信是他去马赛时坐的那艘商船捎回来的。信上说他一路很顺利，天气也很好，只是在比斯坎湾稍微颠簸了一下。说他身体状况良好，兴致也很高，急着去意大利玩。他不大敢乘坐公共马车，怕把他带到里昂去，于是就自己雇了马和车，打算沿着海岸进入意大利，然后再转去佛罗伦萨。威灵顿听了直摇头，说那样会出事的，他坚信一点：法国人没一个会赶马车，意大利人则都是强盗。然而安布鲁斯并未遇上麻烦，从佛罗伦萨寄来了第二封信。他的信我都保存着，现在身边有一大捆信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信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手里反反复复地摸来摸去，仿佛手指的接触，能使我从中获得比语言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