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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依然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四仰八叉地半躺在沙发里，上身略略有些前倾——我也从他那儿学来了这个习惯——看着牧师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无济于事地辩白着，他不出声地笑起来，笑得浑身发抖。然而，他又惶恐伤了牧师的感情，本能地改变了谈话的口吻，转而谈起一些让牧师开心的话题。他是在尽全力让牧师觉得舒服一些。我去了哈罗以后越发欣赏他的这种品质。假期实在过得太快。这期间，我不断能感受到他的言谈举止以及和他相处与学校里的那些同学和老师是多么的不同，同学们调皮捣蛋，老师们冷酷刻板，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每当我准备坐车去伦敦时，总是脸色煞白，眼泪汪汪的，而他总会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没事，这是一种训练，就像驯马一样。我们谁都逃不过这一天，这个假期过去了，下一个假期转眼就到，到时候我就接你回来，就哪儿也不去了。我自己来训练你。”

“训练我什么呢？”

“嗯，你是我的继承人，不是吗？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于是，我就走了。马车夫威灵顿赶车送我到波得敏坐去伦敦的车。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安布鲁斯。他拄着手杖站在那儿，几只狗围绕在他的身前身后。他眯缝着眼睛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对我确信无疑的理解。他一头浓密的卷发已渐渐变白。看到他向狗打了一声呼哨，转身走进房子，我只觉得喉头一阵哽咽。马车穿过门口的草场，驶出白色的院门，经过一片农舍，车轮压在砾石路面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马车载着无可奈何的我向学校走去，向远离安布鲁斯的日子走去。

然而，他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健康状况，等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学和大学学业，他却要离去了。

“他们对我说，如果再待在这样一个天天都下雨的地方过冬的话，我就得一直坐在轮椅上，再也别想站起来了。”他对我说，“我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阳光充沛的地方去过冬，西班牙或是埃及的海滨，或者是到地中海沿岸任何干燥温暖的地方去过冬。我倒不是非去不可，但我要是成了瘸子，那就完蛋了。我出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带回来一些谁都没有的花木。我们可以看着它们是如何鬼使神差地在康沃尔的土地上生长。”

冬去冬来，头两个冬天都是这样过去的。他在外面过得挺好，我觉得他倒也不孤单。他回来的时候，天知道带回来了多少种树、灌木，还有花。那些植物真是形状各异，色彩纷呈。其中，茶花是他最热衷的，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茶花园。不知是他特别精通园艺还是有什么其他门路，反正这些花一直都长得很好，一株也没死。

日复一日，到了第三个冬天，这次他决定去意大利，打算去看看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花园。这两个城市的冬天都不暖和，可这对他来说没大要紧的，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听说那里虽然很冷，却很干燥，而且他也没必要介意雨水多少。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聊得很晚，他从来都是很晚才睡觉的，我们经常在书房里坐到凌晨一两点。有时说说话，偶尔一句话也不说。那晚我们俩伸展双腿，烤着火，几条狗蜷伏在我们脚边。前面说了，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可现在回想起来他倒像是有什么预感似的，不时望我一眼，一副若有所思却又十分茫然的神情，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墙壁，看看那些熟悉的画，一会儿又看看火，再看看蜷伏的狗。

“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突然迸出这么一句。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我赶紧说。

他摇了摇头，笑笑说：“不用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咱们不能两人一起离家几个月，这是一种责任，知道吗？一个庄园主的责任，不管别人是不是都这么想，我是这样一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