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

父亲母亲,我们家兄妹四人,是和谐家庭。我们挨母亲的巴掌,比较起来,我最多。大妹妹其次,二妹更少,三妹是不在身边,在身边的话,我估计要比大妹多一点。母亲打我们,打得很认真,但并不多,她不轻易打人。说实在的,虽然她“认真”,她的身体状态一直弱,她有心脏病,还受过跌伤,认真打也不怎么痛,使用的是巴掌,打的部位是千篇一律的屁股。我们家的保姆每见她发火,从来是不敢劝阻她的,只是在旁边喊:“还不快跑!”但无论我还是大妹妹,谁也没有“跑过”,而是红头涨脸憋着和她犟——打就打,你也就是那么一点劲!

父亲和母亲关系怎样?没有见过他们闹过别扭,别说拌嘴,就连重一点的话也极少听到。就这么一个组合,到1958年之后,我们全家在邓县安顿,多数星期天,母亲能回来和我们吃一顿饭。她基本不做家务,话也不多,只在吃饭时稍有交流,吃过就走,父亲和家务更不沾边,也是吃过就走。即使如此,也比在陕县、洛阳四零五散的样子,略约地像个家了——每个人都在家的庇荫之下,每个人都有异乎寻常人家那样的跳脱自由,比起平常人家好像是缺了一点烟火情味,又多了一点自己个性独立的方寸天地,就是我的家了。

二月河与妹妹在马来西亚。

母亲在时,这个家的经济是由她主持的,因为每个月的保姆费,都由她支付。我们的零用钱、学费诸项开支也都是“找妈要”,父亲不管这些事。但偶尔母亲不在,你找他要“急需”的钱,他给你的可能比你要的还要多个五角、一元的,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令我们窃然欣喜的事了。你找母亲要钱,五角就是五角,两角就是两角,她不会随便多打发你一分钱。

1958年,我小学毕业,父母齐调邓县,因为考中学的结果没下来,他们也许是出于“洛阳比邓县好”,把我留在了洛阳。我当时并不觉得很留恋她,在陕县她经常不在家,到洛阳没有用保姆,和她睡一起,我反而不习惯,现在她又要走,我甚至想,我可以好好玩,再也不听你“晚上九点钟前睡觉”的瞎指挥了,我理所当然搬出了梧桐树院子,和公安局门卫小李住进了门房。

那年“大跃进”,洛阳城也一样,到处都是“超英压美赶苏联”,“钢铁元帅升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男的女的都打赤膊,或穿着“苏联花布衫”,拉着胶皮轮子大车,大呼大喝着,满街乱跑……还有除四害,苍蝇,我们同学们要每人每天交二十只蝇蛹,或打死二十只苍蝇,尸体要交作证据,蚊子不说,老鼠是要见一只打一只,鼠尾交上报功。麻雀则是全民战,所有的屋顶都有人举着小红旗,敲锣打鼓大声呼叫,可怜小麻雀蒙混,个个被赶得走投无路,想落一下就有瞭望哨看见,高音喇叭喊:“×胡同号注意,×胡同号注意——有一只麻雀落下去了,立刻捕捉,立刻捕捉报指挥部!”……如此,麻雀被赶得几年绝迹天下。但房上天天上人,有时还是三五个人一起上房,我住的那门房承受不得,终于坍塌了。

这是我第三次和房塌遭遇。前两次都在陕县,当夜迁人当夜房塌,是一次;一次是房屋漏雨,炕上睡不得,同一个房间我从炕上挪到床上,炕上那边坍塌了。这一次连人带蚊帐,像裹在鱼网里的鱼一样,被死死地焖在了里头。我睡得死死的觉得身上猛地一沉,醒来一摸,手脚被什么缠住了,听见外头乱喊:“快救人!”知道是房子塌了,用手摸索一下,思量形势,是这样的——那房子有个竹顶棚,这玩意学名叫承尘,也有叫“天棚”的,房顶下来,这天棚顺墙擦下,在墙角留了个三角口小洞,这肯定是上天觉得我死期未至,特为留情之作。我的第一感觉是那灰尘,带着洗不清的霉臭味直呛人脑,呼吸也很困难。我的心思却十分清晰,知道外头人正在救我,就大声喊道:“叔叔,我在这里!”外头人也是大喜若惊,喊着:“解放活着,快!”——我被他们连蚊帐带人拽了出来,一根汗毛也没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