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第2/5页）

如果说我们家纯净得像蒸馏水，连一点杂质也没有，也不是事实。就父亲来说，他最初工作是在税务上，曾经收了商人一块布，十二尺吧，代税，因为没有换成钱，拖到最后不了了之。还有在栾川剿匪时，从缴获品中取了火柴盒大小一块烟土收起来作为治肚子疼应急药——这两件事也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他一直唠叨到老，二三十岁时的鸡毛蒜皮，他说到八十岁：“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越想越后悔。为什么要做今后后悔的事呢？”受他这个影响，我也是这个原则，不欠别人的账，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是好睡手，再热闹的环境，躺那里五分钟就“过去”，但如果头天赊了哪个小店几元钱的账，或者哪个人给了我个什么好处，我没有回应，这个觉睡着睡着就会噌地醒来，醒得双眸炯炯，这肯定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基因”作用。

比较父亲，母亲不那么谨小慎微。我们幼时穿的鞋，都是劳改犯做的，我的保姆，也是犯了轻罪的女犯人，我们当然不会白穿白用，但是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优惠，应该和母亲的工作地位有关。母亲有时会在他们公安局食堂打一点饺子馅，或者改善生活时卖的肉菜，打一点回来全家吃，在粮、肉都是限制购买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便宜吧。我们全家一处吃饭很少，有时父在母不在，有时母在父不在，有时两人都不在，吃了也就吃了。只有一次，是1960年冬吧？母亲用小手帕兜了五六个鸡蛋回来，恰被父亲看到：

“老马，哪来的鸡蛋？”

“小刘从乡下回来，带给我的。”

“现在是什么形势？毛主席都不吃肉！”

“……我给过人家钱了。”

“这东西现在给钱也买不到——给人家送回去！”

“小刘——”

“小刘是你的上级，你可以收，下级不行，送回去吧。”

母亲什么也没有再说，默然提着鸡蛋走了。

这些事不需要他们再来说教什么，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这是做人的原则，二十年后我写书，创业初期，妻三十多元，我五十多元，合计是个九十元工资，还要吃得相对好一点。领导知道我在做大事，开会不点名批评：“有些同事，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稿子……”他批评的动机是另一回事，但他批评的是事实。女儿凌晓生下来母亲没奶，我请不起保姆，亲戚有时顾不过来我，上班带孩子的时候确有。用公家的稿纸也确有，每张八开纸写到四千字，但这毕竟是“公家的”。这位领导后来贪污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在大学讲这件事，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的是对的。我确实出于无奈才占了这点便宜。”

“天下没有吃白食的。”是母亲的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母亲教我的道理。

“天下老鸹一般黑。”也是母亲说给我的。

除第一句话我改成“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句我都照搬讲给乐于听我唠叨的青年学子。我认为，我所领受到的其中的哲理，比我有能力讲给他们的表述不知要充沛多少倍。现在想起陕县生活场景印象：有点像万花筒。栾川感受到的是“风萧萧”，大风整天呼呼地吹，形势紧迫，连群众开会都架着机关枪，支起“小钢炮”（迫击炮），我看见战士往机关枪上撒尿给它降温，打得挂了花的人血肉模糊被拖着拉下来，子弹打在铁水槽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夜里那风，那狼，还有去野地吃饭，母亲把她碗里的土豆给拨到我碗里的场景，我饿得大哭，母亲指着天上的风筝唤我：“解放，你看你看那是什么？五角星怎么飞到天上啦？”……等等，栾川给我留下的味道，是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