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2/16页）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成分问题。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来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一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来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来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来也没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

在栾川、陕县、洛阳，我基本是“随妈”。大抵都住个明暗套间，里头住人，外头办公开会。到邓县，父亲在武装部是政委，房子给了四间，我们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装部院里。我单独跟母亲，母亲极少谈她在队伍里的境遇，我对她在单位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观察这些事了。母亲的情形我们感觉不到，在洛阳、陕县，她是勃勃的精神气儿，一直是副职，到邓县，主管法院，仍旧是副院长——她在昔西县是县妇救会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没有“恢复”到原位去，她和父亲一样，被图钉钉住了，“副”了一辈子。我不是个在乎名位的人，但这种位置在那年代代表着“礼”与“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对人认同的标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经一度人们称她“马部长”——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乡回来在家洗脸，父亲说了准备让她提“县委委员（常委）”的事，又说“有人说，叫她进来（当委员）吧，进来再狠狠整她！”母亲就是听见这句话一下子颓然倒了下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母亲有大漠孤雁那样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她确实不是飞针走线做窗下女红工作的女人，而是骑马打枪的英雄。我对父亲敬是佩服，有“尽义务”的成分，我对母亲则是崇拜，终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聪明正直谓之神”，她是二者兼备——她死后连着几年，南阳在她忌日秋雨连绵——天都在哭。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这个认知并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诉我，母亲是个“过日子人”。仅从针线活而言，“王家庄”一带无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说过，“新来媳妇，三天过后就得给婆婆针线活样品，你奶奶要求补补丁时，补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调一样，远远的不能看出是补丁，你妈做补丁不但是原色对原色，连布纹一丝一线都对得严严整整。她这样的针线你奶奶都惊讶异常。”

但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幼时穿的衣服鞋袜都不是母亲的作品，而是劳改犯——准确说是女犯人做的。偶尔我剐破了衣服，肩头上、屁股上会绽出三角破口，这倒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来，我没有细看过补口，她连得那么快，不可能“布纹对布纹”。我觉得看她擦枪更习惯，更自然些。一捧枪机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泼泼的小鱼，很快对起来，就成了一支小巧的——双笔剑枪。

父亲教给我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饭不咀嚼，吃得前胸两手油渍，还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请我吃饭，一编辑说“凌老师的吃相”，怎样如何，招得社长大怒，要端掉他这“吃相好”的编辑饭碗，还是我来说情才免了他这一劫——但社长肯定对我吃饭的样子是“瞧科”了的，的确是不好。母亲也没有批评过我吃饭，她只是说我：“慢点，谁和你抢（饭）。”每年看我的成绩单，她会发怒，“你爸在小学上过四年，年年都是头名，我一天学也没上过，也比你强，你是个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饭桶的意思差不多吧——和老师的评价一致。但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宁愿母亲骂我一句受用些。因为我知道感情。母亲自己节衣缩食，有时带一点好吃的，会笑着对我说，“俺孩是个吃僧，好好吃哇。”她会坐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大海碗饺子或者鸡蛋炒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有一次给院子里的花浇水，没有扁担，我双手提两桶水来回运水，母亲笑着对父亲说：“解放提水像提两包棉花（那样轻松）——孩不但能吃，也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