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化（第3/4页）

父亲极为看重这件事。为了这件事，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部队党委——这封信写了些什么？他怎样表述事情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他对“问题”的认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出差南阳我们父子见面，他也没有谈及这封信是怎样写的。我1971年春节至今都想知道他是怎样行文说明的。我为此事入党时间整整推迟了半年。1971年他说，自从接到我的信，直到我入党，他本来就严重的失眠症加倍地严重，“根本无法入眠，睡去半小时就会猛地醒来……”直到我向他报告，我已入党，没有预备期，现已是正式党员，他才一口气松下来。他告诉我：“你立了一大功。这不仅是个你入党的问题，而是你们兄妹是否有入党资格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对你们地位的观察角度问题。你是你这一代第一个入党的。妹妹们就好办了。”——他全心全意，终夜辗转不能成寐，希望的也就是“整个社会”能不再把我们兄妹像他一样地作为“富农”歧视冷落。他的这个话有道理。二妹随之很快也入党了。但她那个单位是个高级保密单位，人人“根红苗正”三代无瑕疵，二妹本来是决定要提干的，因为有此“瑕疵”而复员回宛。二妹凌卫萍的个性与她姐姐不同，细致、精明、有内涵而不外露，心事重。她入党时与我有同样的经历。“红色家庭”的概念一下子出现了故障，提干的事也泡汤，她郁郁地回到了南阳。子女的择偶，父亲也是同样的标准。我1971年出差连同探家，总共是二十天时间。他和继母昼夜不停地为我物色对象，邻居们笑：“老凌现在是栓保爹，老安（我的继母）是栓保妈。”二十多天时间，介绍了将近四十个“朋友”。绝大多数是女方不同意，理由是，一、我的部队离得远；二、我本人提干年龄偏大，前途没保证（这一条没人说，是我感觉到的）；三、家庭复杂；四、我的牙不好。对象家的政治问题由我父亲审评，对象本人的“艺术标准”则是由继母观察——我本人似乎完全是局外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出于对父亲的信任和依赖，认为我既在外，根本无条件谈恋爱，“是个女人”，“下雨知道赶快回家”就可以了。在我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思想，“大丈夫事业为重，妻子何足为患”——这是个潜意识，是父亲早期给我的影响所在。总而言之，我找对象，我没操心，只有一家，人家愿意，我也同意“谈”，父母亲都很高兴，但第二天又有消息，女方父亲“一个学校校长”有历史问题，是个“国民党”，父亲像被开水烫了一下，倏地站起身来：“不能考虑！”他的“政治标准”是决定性的，只要有历史问题的一律“不行”，只要是党员，或贫农，全都“可以”。在政治上要合他的格，是空军飞行员的标准。他说：“她要跟你一辈子，她的一切都要跟你，包括她的负担也是你的，有些事，你负不起责来。”

也许吧，现在已经不能问他了，1955年的“审干运动”是条杠杠。这个界定年过后，他的神经衰弱变成了“官能症”，在有毒的空气的漫淫下，他有了条件反射式的过敏。小妹妹凌玉萍是1954年生于陕县。母亲因工作忙，无奶，时年父亲也调洛阳，在洛阳郊区菜农家，寻了一个奶娘，她也就因此成了农村户口。对此，我的小妹妹是颇有意见的。“哥和大姐二姐都是城市户口，为什么让我一人留农村？你们知道1960年我在乡里怎么过的吗？”其实这件事父亲多次说过：“跟着我有什么好？奶妈一家待她很亲。”——这时我们已有了继母，且继母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继母安红军很贤惠，她在真正了解了这个家庭之后，也同样介入了这个家的忧患阴霾——“咱们一家人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是双着趣着（摸索着）走的。”但她和弟弟来到这家庭，使父亲觉得关系处理变得比过去复杂了点，在此情形下，他没有急于让三妹回家。但到了玉萍十六岁时，是“政策界限”——再不回家，就会真正变成农业户口。父亲非常迅速地为她办理了回城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