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总有一个感觉,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他的虑事之细,洞察世情之密,审时之精,度势之明——回忆起来,我这一生见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这上头比到他的。

有人批评《西游记》,说孙悟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观世音,依靠母亲的力量来除妖降魔,解决问题;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际,而观音也有力量不够时,他就会请“父亲”如来出面力挽狂澜。某一刹那,我也会用悟空来自况。

父亲是这样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国名是某某,人口若干,面积几何,意识形态是甚,当今领袖是谁,经济主脉,气候条件……他不是给你背诵,而是——说家常那样地讲解,很随意地信手拈来,无一滞碍。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都有点不能肯定。

二月河与战友。

1942年,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他是昔西一区政委,也就是区委书记。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昔西一区彼时是“无人区”,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在这里完全彻底地执行了。没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这些地方投亲靠友。但我对“无人区”这概念,也许领会有误,因为父亲写了一份回忆录《1941——1945年太行二分区第一区——网格子的对敌斗争大事记》,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不然就不会有“网格子”(人居的网格子)这一观念。无人区大约指的是扫荡后一个极短暂的真空时期,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据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重建了根据地,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直到1945年形势已经翻转,当然有分区、有县委,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没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父亲留在河南栾川县做对敌工作,收编散落武装——说白了就是剿匪,收编残匪,支援大军南下。父亲告诉我:“形势极其恶劣凶险。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战斗力也很强。”就这样,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个团来。经过忆苦诉恶,建立党组织,清除内奸,这支队伍打到广西,无一人离队逃亡。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反水投匪的事,历历如在目前。我问父亲:“有没有这回事?”他说:“这种事多了。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他们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们商量杀我之后,用血衣为证,回归土匪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

在他眼里,我认为是“没有小事”。在物上说,除了钱,什么都是大事。在人上头,除了相貌,别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

父亲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躺在床上睡觉。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不说什么,绕室徘徊几遭,不言声又去了。如此几番,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觉,坐起,吃饭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复了常态。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人人“在外头都顺心”,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

我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后才去见他。有这样一段对话,他说:“你出书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