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肖迪奇的兰花（第3/6页）

“综合杂草管理”系统正在重新启用类似于威廉·埃利斯在18世纪初使用过的一些措施，比如在玉米下套种一种有用的“杂草”（如三叶草），以抑制危害性更大的杂草并提高氮元素的含量。甚至还有人在试验将杂草种子故意播撒到耕地中，以期它们与已经对除草剂产生抗性的同种杂草杂交，提高其后代对除草剂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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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杂草的文化态度转变最大的还是城市。在废弃的工业区和铁路路堤，还有残破住宅区的边缘地带，并没有高产的农田或原始的生态系统可供外来入侵者破坏。这些地方被认为是荒地，或者用政客和开发商爱用的贬义术语来说叫作“棕地”[148]——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误用，因为这些地方明明是城市中最多彩、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

在没有本地植物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地方还见证着真正的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以及这星球上以前从未出现过却完全契合城市中建筑林立之地的全新植物群落的形成。1993年，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奥利弗·吉尔伯特为英格兰自然署写了一份关于这些植物群落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作《城市中的花》。它的副标题——《“城市公地”上的自然植物群》——使这个原本只在城市植物爱好者圈子中使用的词汇进入了官方的语系。这些户外场地就像是非官方的公地，因为它们是大部分城市中仅存的非正规的开放空间：周末来散步的人会采些黑莓，孩子们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基地，旅行者们不但在这里住下，还带来了马和羊。

吉尔伯特在几座英国城市调查了城市公地上独特的植物群落，展现了每座城市迥异的杂草植物群，以及这些植物群的构成是如何与每座城市的社会史联系在一起的。伯明翰有许多一枝黄花，这可能是因为一枝黄花是一种常见的花园植物，而这座城市的“几尼花园”[149]和私家小花园有着悠久的历史。曼彻斯特和斯旺西地处西部，气候湿润，这两座城市中都长着大量的虎杖。在格拉斯哥，“曾经被达尔马诺克发电厂占据的大片土地如今长满了树木，其中包括垂枝桦、欧洲赤松、灰赤杨、普通赤杨、金雀儿、黄花柳和栒子（部分植物来自附近的沼泽地）。这样的植被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谢菲尔德——吉尔伯特自己所在的城市是英国最美丽多彩的城市之一。蒂斯河的河岸上长着整齐的虎杖丛，虎杖下面开着各种林地花朵，城市周围的小山顶上则长着一片片山羊豆、短舌匹菊、菊蒿和紫菀。吉尔伯特从一个当地的矿工那里了解到，20世纪初小贩们曾到城中比较贫困的区域将这些几乎从未被人工种植过的植物作为花园新品种兜售。然后还有布里斯托尔，这里简直是最受我们喜欢的外来入侵植物——醉鱼草在英国的生长中心。醉鱼草是在19世纪80年代从中国中西部的山地引入欧洲的。它是一种长在山麓碎石上的植物，与牛津千里光一样，它也觉得铁路下铺的碎石是个熟悉且适宜的生长地。它那轻盈有翅的种子被火车搅起的气流牵引着，从铁路路堤的大本营一路扩散到了轰炸遗址、墙壁、花园和停车场。有时它的种子还会被吹到空中，然后长在烟囱里。在布里斯托尔，醉鱼草的灌木丛会长在桥上，长在建筑物的窗台上，有时还会与灌木柳和垂枝桦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林地。布里斯托尔的一面墙壁上涂鸦着这样一句话：“这里是醉鱼草的地盘。”（抑或应该把开头两个字换成英国？）

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这些杂草群落的生态形象和文化形象总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面熟的邻居，非法定居的植物居民，一种有生命的涂鸦——无礼粗鲁，通晓城市的生存技巧，永远比开发商和寻衅于它们的人领先一步。班克斯的精神就活在它们身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岛桑当镇的后端一座残破的小花园却变成了一个生态宣传的舞台。一丛极为罕见、受到保护的纯本土农业杂草——马丁烟堇在这里被发现了，这里的小花园主人们利用这种植物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成功阻止了本要对此处进行的开发。2009年，在伦敦市巴比肯画廊进行了一场题为《激进的自然：一个变化中的星球的艺术与结构》的展览，概念艺术家西蒙·斯塔林展出了一个放置在浮筒上的三维景观。这件作品叫作《杂草之岛》，是一只“隔离筏”的成比例模型，筏上是入侵植物杜鹃花，这只筏会带着杜鹃花漂向一个湖的中央，为的是让杜鹃花可以在野外生存但又不会造成危害。它让我想起了中世纪那个为动物辩护的律师巴塞洛缪·沙瑟尼，他为象鼻虫入侵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为这些小虫子找到另一片草场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