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第3/4页）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有因耳屎堵住耳朵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与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然而，在《好事一小件》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男人放下了心里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来美国不久，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了卡佛的书，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着卡佛的小说。对卡佛的喜爱触手可及，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版的卡佛会有爱他的读者。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断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