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御史与一枝梅（第2/6页）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倔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深示不屑。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轼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不，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轼，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一网打尽。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中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个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公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滑出手，可见“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形势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报信，被免官。王定国，老爱跟在苏轼后面喝酒鬼混，被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么？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 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