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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恩德比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迈利发现自己在进行诸多准备工作的同时，有着复杂与多变的情绪。他并不平静；简单来说，他并不能以单纯的一种身份来加以界定，尽管他的决心历久弥坚。猎人，隐士，爱人，追求完成目标的遗世孤独者，大赛局机敏的参赛者，复仇者，寻求安心的怀疑者——这些角色轮流交替出现在史迈利身上，有时甚至是多种角色同时出现。在后来记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尔，那个退休的警察，他少数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与早餐的朴素旅馆的房东太太，为了安全，他选择位在宾利可的这家旅馆当临时总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纳堤，杰出的阿拉伯工艺品交易商——他们最记得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平静沉着，少言少语。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因着他们对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着他们自己人生体验的差异。

孟德尔，这个安适、寡言、观察力敏锐、以养蜂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说，史迈利是在为他的背水一战调整步伐。孟德尔曾参加业余的拳击赛，在分区赛中打中量级，他说他看得出来比赛前夕的征兆：严谨稳健的态度，了然于胸的孤寂感觉，还有他称之为凝视的表情，他认为那是史迈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尔似乎偶尔收留他，给他饭吃。尽管孟德尔有敏锐的觉察力，却也没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乱，常被搪塞解释为社会约束；常用随便什么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间，安坐不动变得太过冗长难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动作，来逃避自己。

对房东葛瑞太太来说，很简单，史迈利就是个失去亲人而悲伤孤独的人。她对他的背景来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姓“罗瑞莫”，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但她告诉其他的房客说，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吃他的培根，才会经常独自外出，才会开着灯睡觉。他让她想起她父亲“在我母亲离开之后的样子”。这就是葛瑞太太的观察，在两桩暴力死亡事件紧紧缠绕史迈利之后，有一阵风雨暂歇的平静，尽管史迈利并未放缓速度，反而更加快脚步。她说他心情烦乱，也说对了，因为他总在许多小事情上不断改变心意；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史迈利发现生活中越琐碎的小事越难下定决心。

另一方面，与史迈利交往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则采取了较了解内情的观点；同时对于重返战场，托比自己也难掩兴奋之情。想到要与卡拉“殊死决战”，他坚持要这么形容，托比就像变了一个人。班纳堤先生成为如假包换的国际人士。整整两个星期，他穿梭在欧洲寒碜的城乡镇巷，寻找各具专长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怪异兵团——有街头艺术家，有货真价实的小偷，有司机，有摄影师——而且每一天，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以事先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到离史迈利寄宿处不远的几个不同电话亭，报告他的进度。如果托比途经伦敦，史迈利就会开车到机场的旅馆，在已然熟悉的房间里，听取报告。乔治——托比如是说——正在做的是“Flucht nach vorn”，无人能精确加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杀出一条生路”，但当然隐含有奋不顾身的意思，也指背后犹有弱点，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战。但背后的弱点何在，托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听着，”他会说，“乔治总是很容易受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得越多，眼睛里的痛苦也就越深。乔治看得太多了，或许。”他又说——这句话后来已成为圆场的流传经典——“乔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头了。”另一方面，对他的领导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极度小心谨慎。”他充满敬意地说，小心谨慎到查核托比的预付款时，连一毛钱的错误也不放过，害他平白受罚。乔治很紧张，他说，像大家一样；而当托比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团队到波恩这个目标城市时，他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非常非常谨慎地展开猎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细节。”托比抱怨说，“他恨不得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街头。身为项目负责人，他发现很难委派别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